鲁迅在他的著作中唯一一次谈及徐玉诺，是在1934年10月给东北作家萧军的信的开头： 徐玉诺的名字我很熟，但好像没有见过他，因为他是做诗的，我却不留心诗，所以未必会见面。现在久不见他的作品，不知道那里去了？① 从鲁迅的口气中可以察觉到，徐玉诺对他来说是很生疏的。他十分暧昧地说道“好像没有见过他”，然而实际上，这大概是鲁迅记忆的误差。下面我们根据徐玉诺的言辞和记忆来试着厘清这一情况。 首先，在由河南省文联主办的纪念鲁迅逝世十四周年座谈会上，徐玉诺曾这样发言： 那时，我也不过是千百热心青年之一吧，仅以粗枝大叶的乡土文艺，写小说与诗歌，反映农村里矛盾与兵荒马乱的情形，不知怎的引起鲁迅先生的注意来，三番五次叮嘱孙伏园，给我写信，让我把发表在晨报副刊上的二十来篇小说收集出版，并自愿作序。② 其次，1954年徐玉诺在忆鲁迅的诗的附记③中也提到过这一事情： 附记一：一九二○年鲁迅先生收我《良心》等二十篇小说，拟出版，并长序，由孙伏园致函相商，被我婉拒。④ 附记二：一九二二年我上北京，登广告找事，刊入“出卖百物”栏。后忽传鲁迅先生著我送爱罗先珂君⑤，但不知何意。⑥ 徐玉诺出生在军阀混战和土匪成群的河南一个贫困农民家庭，从20年代初连续发表如实描写农村悲惨景象的作品。鲁迅致力于描写中国农村现实生活并以此为题材创作了《阿Q正传》《故乡》等作品，他比任何人都早地注意到了当时还没有名气的徐玉诺，并且“三番五次”地给他写信，还要亲自给他的文章作序，鼓励其出版小说集。鲁迅对像徐玉诺这样离他很远而又无名的农村青年这样积极地加以劝导是非比寻常的，由此可以看出，鲁迅对徐玉诺是有很深的记忆的。 在忆鲁迅诗的《附记二》中，徐玉诺谈到了鲁迅让他送俄国盲人作家爱罗先珂的事。在《徐玉诺年谱》中，对此事也有记载。 (1923年) 四月初……至北京，五日刊登谋事广告于《晨报》第七版“介绍职业”栏，(中略)被周作人等见到，遂将徐玉诺接至八道湾周家。(中略)16日护送爱罗先珂回国而去东北。⑦ 当时，爱罗先珂住在八道湾的周家⑧，鲁迅正集中翻译他的作品⑨。而过去曾受到鲁迅热心鼓励的徐玉诺，此时已在小说和诗歌方面颇有建树，并成为了文学研究会的主要作家之一，鲁迅便委托他护送自己所重视的爱罗先珂先生回国。 由此可见，本文开头引用的书信中“好像没有见过他”“未必会见面”等模棱两可的说辞或许正是为了掩盖“见过面”⑩这一事实吧。 鲁迅对徐玉诺的另一描述是“他是做诗的，我却不留心诗”，这一点也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说到鲁迅的诗，如果仅限于白话诗的话，只有从1918年到1919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6篇和1927年出版的散文诗集《野草》中收录的24篇(11)。让人感兴趣的是鲁迅在唯一一次提及徐玉诺的《致萧军》的信的最后也谈到了《野草》： 我的那一本《野草》，技术并不算差，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我碰了很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 但是，信的开头提及徐玉诺和结尾谈及《野草》，二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关联。萧军对于这封信的回忆是： 我曾说给他(鲁迅——秋吉注)，十年前我很喜欢读野草，并且因了读野草，还认识了徐玉诺。我向他问徐的消息，同时也写了我当时读野草的环境和心情。(12) 据萧军的回忆录《江城诗话》(13)(1979年执笔)，1927年秋在东北从军时，偶然机会翻阅了《野草》并使得一个人向他靠近，而这个人正是徐玉诺。和鲁迅的说法略有不同，在萧军的回忆中，徐玉诺和《野草》好像是有关联的。实际上，如果把散文诗集《野草》和徐玉诺的诗做一比照的话，我们就可以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 1921年1月，在文坛崭露头角并作为刚成立不久的文学研究会一员的徐玉诺，其处女作白话小说《良心》经郭绍虞推荐刊登在北京《晨报副刊》上。以此为出发点，徐玉诺在1921-1923年的三年里，相继创作了约三百首诗，顿时使文学研究会主办的《文学旬刊》《小说月报》《诗》月刊等杂志活跃起来。其中对他文坛地位的确立起到推动作用的是1922年6月出版的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雪朝》(14)，其中收录了8名研究会会员的作品：朱自清19篇、周作人27篇、俞平伯15篇、徐玉诺48篇、郭绍虞16篇、叶绍钧15篇、刘延陵13篇、郑振铎34篇。这些都是文学研究会极具代表性的作家。《雪朝》诗集的出版对处于新诗摸索阶段的文坛给予了很大的影响，其中收录了徐玉诺48首诗歌，这一事实足以说明当时他在文坛备受瞩目。进一步确立他举足轻重地位的是《雪朝》出版后的两个月，即1922年8月，徐玉诺的个人诗集《将来之花园》(15)也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出版。该诗集是继胡适《尝试集》(1920年)、郭沫若《女神》(1921年)之后新诗创作又一成就，闻一多的称赞(16)以及创造社成仿吾的批判(17)等等，一时间引起了文坛各派的种种争论。从这一点来看，毋庸置疑，徐玉诺作为新诗的开拓者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里我们想强调的是在他新诗创作的同时也不乏散文诗的创作，《将来之花园》中散文诗的篇幅就占据了三分之一以上。与自古以来“不押韵就不是诗”的认识相对立的散文诗这一创作形式，一开始就受到关注。首先是波特莱尔、屠格涅夫等外国作家的散文诗被介绍到中国，渐渐地中国的年轻诗人也开始尝试实践创作。在这样的背景下，散文诗人徐玉诺的形象就更加突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