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手抄本”说的更正 《晚霞消失的时候》(下文简称《晚霞》),中篇小说,刊于《十月》(北京)1981年第1期。中国青年出版社几乎同时出版单行本。80年代初曾引起轰动的小说,许多已经风光不再,不再被人提起,但《晚霞》在发表后的三十多年里,仍常受到褒贬不一的关注。这部小说在很长时间里,被诸多研究论文和当代文学史称为“文革”后期著名的手抄本小说。但现在证实,所谓“手抄本”的说法是子虚乌有。 我也是传播这一子虚乌有的信息者之一。80年代末在北大,和90年代初在东京大学讲当代文学,都把它说成是手抄本小说。根据讲稿整理出版的《当代文学概说》(1997),说它是“曾以手抄本流传的三部中篇”①的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②第二十章“历史创伤的记忆”,也再次把它归入“‘文革’后期以‘手抄本’形式流传”的作品。有文学史著作和搜索网站词条,也有称之为“地下小说”的。 “地下小说”和“手抄本小说”说法的错误,2009年乔世华的文章已经提出③,但那个时候我没有读到。艾翔2012年的文章,进一步用翔实材料,指出将《晚霞》说成“地下小说”与“手抄本”的谬误,他并梳理了多部论著在这个问题上出现的差错,包括杨鼎川的《1967:狂乱的文学年代》(1998),许子东的《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2000),也特别指出我的《中国当代文学史》(1999)。艾翔说,“大概由于这几部(篇)研究成果的一致认定,尤其是洪史的广泛传播,《晚霞》作为‘手抄本’的‘地下文学’特质在学界及高校师生的印象中已根深蒂固”④。 从我这方面,显然是研究工作缺乏严谨态度造成。当然,也正如艾翔等指出的,包括我在内的一些研究者,在一个时期存在这样的一种“文化心理”:秘密流传的、“地下的”作品具有更值得重视的思想/美学价值;在布满裂痕的时代里,时间界限,以及特殊的写作、传播方式具有更高的等级,也更动人心魄。因此也就乐于去寻找、认定更多的这一类型作品。其实,在完成《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之后,对这种心理我已有觉察,在1999年讲课录音整理的《问题与方法》(2002)中,就有将自己包括在内的反省:“对50-70年代,我们总有寻找‘异端’的冲动,来支持我们关于这段文学并不单一、苍白的想象”。不过,这个觉察,并没有落实到对《晚霞》的处理上。 去年,针对有关“手抄本”的错误,已告知出版社更正《中国当代文学史》两处地方的表述,这里感谢艾翔等的批评,也向读者致歉。修改的文字有两处。之一是: 在“文革”后期的“手抄本小说”中,还有《波动》《公开的情书》《晚霞消失的时候》等作品。 在“文革”后期的“手抄本小说”中,还有《波动》《公开的情书》等作品。⑤ 另一处是: ……除此之外,“文革”后期以“手抄本”小说流传的几个中、短篇小说,也是最初的反思性讲述的重要例证。 ……除此之外,“文革”后期和“文革”刚结束时的几个中、短篇小说(有的曾以“手抄本”方式流传),也是最初的反思性讲述的重要例证。⑥ 所谓“三部手抄本中篇”,还包括赵振开(北岛)的《波动》,和靳凡(刘青峰)的《公开的情书》。《波动》说是1974年初稿,以手抄本形式流传,但具体情形仍有晦暗不明的地方。倒是《公开的情书》的作者提供了这方面的具体材料。靳凡60年代初在北大中文系上学时,本名刘莉莉,应该是“文革”期间改名刘青峰。除了这部中篇之外,在八九十年代影响最大的是她和金观涛的“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论述⑦。2009年,刘青峰访谈中说到这部小说的写作经过⑧。她并非严格意义的红卫兵,“文革”开始已经是大学生。1968年分配到贵州的中学教书,丈夫金观涛(北大化学系毕业)则在杭州的塑料厂当工人。她说,1971年林彪事件后,许多人感到迷茫、压抑,“在公开场合,人的内心真实世界,思想,隐藏起来,而交流采取的特殊方式:读书交流、信件往还,来建构一种精神生活”。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相信不少都有这样难以磨灭的精神记忆。刘青峰说,小说写成后以手抄本形式在清华、北大同学中流传,也通过她妹妹传到在内蒙古插队的知青。“文革”结束后有油印本,曾刊于杭州师范学院的学生刊物《我们》上,然后才登载于《十月》1080年第1期。不过,这已经是1979年9月修改完成的第二稿,和“文革”间流传的手抄本肯定不同。因此,即使《公开的情书》曾是手抄本,“文革”后正式发表(即我们现在读到的版本)的已经修改过,难以再是严格意义的手抄本了。在文学史叙述层面上,要将文学史出版、传播方式的“手抄本现象”,和文本意义上的“手抄本”加以区分。现在正式出版的,在文学史上被称为“手抄本”的那些作品:如《第二次握手》《波动》《公开的情书》等,在正式发表(出版)时都有情况不很清楚的修改,便不再属于文本意义的手抄本。这个区分,相信不是咬文嚼字。 二、持续的关注 这些小说中,《晚霞》在80年代初影响最大。由四十三封信构成的《公开的情书》也一度有很多读者,在知识青年中反响热烈,但持续时间不是很长,主要是“新启蒙”思潮涌动的阶段。虽说是“情书”,但难以发现通常意义上的情爱内容。它延续的是“当代”,特别是“文革”写作上的那种“藐视”日常生活的精神崇拜的“传统”,以至《十月》的编辑曾有在结尾安排爱情中的主人公见面的建议,但没有被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