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6)-02-0001-10 研究“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学，就不能不谈到《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这样一份“史无前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典范性文本。它的历史作用，从纵向上是承续了1950年代末期以来“左倾”思潮的逐步升级，统领了此后10年间对中外古今文学艺术进行大批判大扫荡的否定性评价的官方口径；从横向上来说，则是作为与彭真等人起草的力图把行将到来的急风暴雨限定在学术研究领域的《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的对立物，成为“文化大革命”酝酿时期第一个对随后的运动进行理论描述和思想发动的中共中央文件。对《纪要》的清算，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就进行得轰轰烈烈，但是，对于它的起因和形成，似乎还没有见到比较完整的叙述。笔者在阅读1965年10月到1966年5月，即“文革”酝酿和动员时期的有关史料，较多地涉及这一课题，对其有了较为详尽的了解。把它录在这里，以供方家参考。 一、从小型会议的《纪要》到中共中央文件的形成：对文艺领域形势判断逐步清晰，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逐步明确 《纪要》的出笼为时两月，一波三折，经过反复的修改，而且毛泽东亲自参与，亲自动笔，其中充满了戏剧性，同时也可以看出江青以至毛泽东对它极为看重。“30年代文艺黑线”就是在修改中加入，并得到毛泽东首肯的。在修改过程中，一些关键的提法得以明确和加强，对文艺形势的判断逐步清晰起来，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也基本成型。 事情的起因是，1966年2月2日，江青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会议的结果是产生了《纪要》，它难产了很长时间，千呼万唤才出来，直到4月10日，才经过中央批发全党全军。难以想象的是，中共中央批发《纪要》的“批语”，就有两个版本，等于一份文件发了两次。一年以后，《红旗》杂志1967年第9期发表题为《两个根本对立的文件》的重要文章，这样写道： 《纪要》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从2月2日到20日，在上海主持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反复研究，又经过毛主席3次审阅修改而写成的。……《纪要》是无产阶级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动大反击的一面红旗。② 所谓三次修改的过程是这样的。 《纪要》源起于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名为座谈会，实际上是江青的一言堂，会议是江青得到林彪同意后张罗召开的。在有关回忆录中转引林彪女儿林立衡(也许她的小名林豆豆更为人熟知)的话说，江青为这个会议专程去见林彪，俩人话不投机，发生争吵，“差点打起来”： 听林豆豆说1966年初林彪住在苏州，江青从上海不约而至(在叶永烈的《陈伯达传》中明确此日期是1966年1月21日③)。他们在谈话时(叶群在乡下“四清”不在场)“差点打起来”。 江青一见林彪，就气冲冲地问：“你为什么不看戏？”林彪说：“我身体不好，正在养病。”江青说：“你该多做一些文艺工作。”林彪说：“我不懂。”江青说：“主席最近关于文艺工作有两个指示，你看过没有？”林彪答：“看过。”江青又问：“你对建国后17年的文艺工作怎么看？”林彪答：“方向问题已经解决了，主要是艺术水平问题。”江青搬出了主席的批示，林彪不吭气。江青又说：“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不是我要搞的。主席让我请尊神。”林彪说：“我身体不好。”这时谈话的气氛已很紧张，江青又看到林彪的身旁放着几张京剧唱片和电影插曲唱片，对林彪说：“到了这时候，你还听这种东西？这都是些坏戏、坏电影。”林彪说：“我只是用它调剂一下精神。听上一段，身体就好了些。”谈话不欢而散。江青当夜返回上海。④ 按照林立衡的叙述，在江青以及站在她背后的毛泽东决心要扫荡问题多多、积重难返的文艺界时，林彪尚且浑然不觉，自以为建国以后的文艺界“方向问题已经解决”，何须开什么座谈会，更谈不上要大动干戈、“彻底砸烂”了。直至江青明确提出是毛泽东的旨意，林彪都没有什么热情支持、坚决紧跟的表现，仍然是待答不理、消极应对。林彪与江青的关系，有待新的资料以作出较为确切的评价，至少这一次是没有达成默契。不过，此后，林彪仍然做出让步，指示总政治部安排这次座谈会并且派出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参加。到上海参加座谈会的有从北京匆匆赶到的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总政文化部部长谢镗忠、副部长陈亚丁和宣传部长李曼村。 有关座谈会的召开和《纪要》的形成过程，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刘志坚中将，作为会议的参加者和负责人——他是部队方面出席会议者中职级最高，责任最大的——作出了如下的回忆。⑤笔者转述如下： 这个座谈会的议题是江青定的，会议学习文件和观看中外电影的篇目等是江青选的，会上也只有江青一个人大讲特讲。尽管说，后来写进《纪要》中的基本要点，如关于“文艺黑线专政”，关于“30年代文艺黑线”等，江青都讲到了，但是，与会的总政副主任刘志坚等于会议结束的当天整理的、准备向中央军委等有关方面(包括林彪)汇报会议精神用的《汇报提纲》，却无法领会江青所言的深刻蕴含，无法体现江青的文艺思想，无法令江青满意，也无法令毛泽东满意。江青是“奉旨行事”，握有“尚方宝剑”，从这次会议的筹办召集，会议的进程，到会议《纪要》的起草，都是在毛泽东的视野之内的。他指派自己的秘书陈伯达，以及正在上升的另一颗政坛明星张春桥参加会议《纪要》的修改。住在杭州的毛泽东则密切关注着修改的进展。于是，在江青的主持下，由参加座谈会并执笔《汇报提纲》的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和陈伯达、张春桥进行了讨论和第一次的修改。陈伯达提出的修改意见主要有两条，都非常关键：第一，讲到17年文艺黑线的问题，要讲清楚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30年代上海地下党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继续。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了，才能更好地认清解放以后17年的文艺黑线，根子在哪里，这条黑线，是从30年代就开始了。第二，要有破有立，要讲一段文艺方面的成绩，要把成绩讲足，鼓舞士气。江青同志领导的戏剧革命，搞出了像京剧《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等等，这些作品，真正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东西，这些都要好好地写出来。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