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6)03-0087-07 民国初年，受益于上海的出版风气，《新青年》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共和危机与社会动荡中创刊成立，并很快在反“复古”和张“共和”的社会思潮下聚集了大批知识分子和海归精英，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而后，又在陈独秀等人的改组下成为介绍传播马克思主义及筹建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舆论阵地。《新青年》是民国前期社会文化与知识分子思想意识变迁的历史标本，通过对其“民主共和制”认识变化的考察辨析，可以勾画出民初思想文化发展的一条脉络轨迹，并从中透视五四文化话语与政治话语的纠葛流动与辩证消长。 五四作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时间节点，在其后的历史中始终被热情地关注，产生持久深刻的影响。今天，我们常将五四作为一个宏观整体的存在来谈及和评介。其实，五四是一个动荡分化的时代，它的思想内容与历史遗产复杂斑斓而非整齐划一。张福贵先生曾把五四分为“文化的五四”与“政治的五四”，这种区分不仅强调了五四是由“新文化运动”与“反帝爱国运动”两种先后有序的事件与思潮构成，而且突出了“文学史”与“政治史”对五四审视的两种论视域与两种尺度。前者注重以“文学革命”为主体的文化运动的历史实践与思想史实绩；后者注重反帝爱国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影响。二者都因具有超越价值与榜样意义而成为被反复引介的思想资源与历史富矿，并在同一性理解和趋同性解释中不断被经典化。而“文化五四”与“政治五四”存在的时差与异质则常被置于思想发展的递进逻辑中加以理解。即“个性意识”转向“阶级意识”，“文学革命”转向“革命文学”，是个体的解放必须以群体的解放为前提和思想革命必然以政治革命为保障的认识论发展的结果，彰显了完整的“人的解放”的价值更生过程，是对中国社会历史现实的认知和判断不断深化和具体化的标志和结果。当然，我们首先要承认这种解释具有相当的概括力与典型性。由“思想革命”走向“政治革命”符合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历史文化发展的基本序列，它切近历史脉搏，印证历史规律，还可在五四一代走来的知识分子思想发展轨迹中找到诸多鲜活例证。但同时也要意识到，即令“历史进化论”与“整体历史观”有效，完全以之为依据对历史做出合乎普遍联系和等级秩序的解释，特别是对历史起点的阐释要兼顾历史走向的必然性与历史终点的合理性时，历史观的“建构”与史实的“过滤”已在所难免。 毫无疑问，“政治五四”的思想酝酿和队伍重组借用了“文化五四”的变革态势和思想资源，没有“文化五四”就没有“政治五四”的历史契机，没有“政治五四”就没有“文化五四”的历史影响，二者确为共生关系。但今天，我们在“文化”与“政治”对五四这座历史富矿的切割划分和各采所需中，可以感觉到它们的不同气质和试图压抑并边缘化对方的深层用意。其实，这在《新青年》同仁的解体中已初露端倪。而五四退潮后，“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转向粗糙面上的观念的尖锐对立与颉颃始终无法在“文化深化论”与“社会发展论”中获得全部满意的合理解释。新时期以来，“文化五四”与“政治五四”的协同性和一体论显得越来越不够纯正，特别是1990年代后，文学史与文学史观都滑向了思想价值与政治价值评价的两极，思想史的合理性与政治史的合理性始终都无法在对方的秩序空间内获得当然的肯定和自觉的认同。曾经为新文化与新政治开疆拓土的思想的力量与政治的力量不再同舟共济，而是矛盾重重，甚至以否定对方为己任。这既是新时期社会思想文化意识走向的折射，也提示了“文化五四”与“政治五四”本身可能就已存在的差异与分歧。 鉴于任何历史起源都包含其本质属性，所以在原初历史语境中还原、追寻、评估“文化五四”与“政治五四”可能比观念层面的单纯辨析更为通透、具体。在五四解释学框架中，“文化五四”和“政治五四”一个共同对比参照物就是辛亥革命及其影响下与主导下“共和制”政治实践的失败。在思想上，民初封建思想惯性强大且贻害无穷，文化复古主义甚嚣尘上；在政治上，民主共和及其体制成为形同虚设的“招牌”，帝制复辟无疑宣告了资产阶级政治的破产。于是，五四的“文化革命”与“政治革命”成为克服、超越、否定“共和”歧途并确定新的历史坐标的必然选择。该认识在与之相关的政党政治获取正统地位后被反复阐释并强化为主流历史观。长期以来，“文化五四”与“政治五四”正是因其具有相对于“消极无效”的“共和”政治实践的“进取精神”和“创造素质”而被视为价值共同体。 《新青年》作为办刊长达十年之久的开一代风气的文化杂志，经历和见证了五四酝酿、发展、退潮的整个过程。对《新青年》杂志中的“共和观念”变迁的勘察，可为重返五四历史，发掘、重现“文化五四”与“政治五四”的分歧寻到一条简洁便利的通道。 甲午中日战争后，共和思想就已在晚清文化界广泛传播。据李泽厚先生考察，1903年拒俄义勇军运动后，之前较弱的共和“革命”的呼声逐渐压过了变法“改良”的主张。辛亥革命成就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共和由政治学说与思想价值变成制度现实，并借助社会主体价值观念的营造和宣传，完成了民初知识分子阶层意识的培养与改造。民初知识界对“共和制”与“君主制”道路选择虽存在分歧，但对“共和制”中的民主政治的“优越性”及其之于“君主制”的进步素质与思想优势却有共识，即便是支持袁世凯称帝的“复辟派”在阐述自身的合理性的时候，也要借助“民智不开”暂不宜共和为“君统”张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