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6)02-0159-09 19世纪末20世纪前半叶日本对中国的入侵，不仅有军事侵略，还有文化殖民。1874年的侵台之役、1894年的甲午战争、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和1937年的“七七”事变后全面侵华；同时在日本占领区，鼓吹“同文同种”，编造“五族协和”，抛出“大东亚共荣圈”神话。相比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殖民地，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殖民有以下特征：一是重视意识形态的作用，借用文学艺术张目意识形态，同时对文学艺术活动严格监管。①二是侵略占领的时间和地域跨度大，侵占时间跨度从半个世纪到一两年，侵占区域跨度从东北到海南，由此形成台湾—伪满洲国—沦陷区不同的殖民统治模式，即台湾的纳入本土殖民地模式，伪满洲国的伪独立国家模式，华北、华东等沦陷区的“自治政府”模式。不同统治模式的殖民压力不同，从推行“皇民文化”的台湾，提倡“王道乐土”“五族协和”的伪国家“满洲国”，到可以高呼“复兴中国”的沦陷区，殖民强度依次逐渐减弱。由此在日本占领区有这样的文化流动现象，作家从殖民程度高的台湾、伪满洲国向华北、华东等沦陷区流动，这种流动本身也构成抵抗殖民压迫的一种形式；而文化从殖民程度低的地区回流到日本老牌殖民地，台湾、伪满洲国大量盗印华北、华东地区作家作品。在日本殖民程度高的地区，还有跨语写作现象。在台湾，跨语写作比较普遍，其背后的原因也复杂多样；在伪满洲国虽然规定了日语为第一“国语”，但是尚未来得及推进日语写作；在华北、华东、华南等沦陷区，跨语写作是一个极其边缘的问题。日本占领区的文化人和作家借助殖民体制的差异，既打通了一条抵抗文化通道，也出现了多种多样的文化流动与文化杂糅乃至文化更新，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印记的越域和跨语的文化姿态，开启了多重面向的文学想象。关注中国日占区文学的跨语与越域现象，既关涉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压迫与抵抗，也关涉文化杂糅与文学想象，同时将为考察中国日占区文学提供新的理解。 一、跨域与越语：日本占领区的文化通道与文学想象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清廷被迫割让中国的澎湖列岛和台湾给日本，由此日本开始了在台湾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日本在台湾设置总督府，直接归日本的“拓务省”管辖，将台湾视为其日本本土的一部分。日本统治台湾伊始，就建立起以学习“国语”(日语)为主的公立学校教育系统，1937年9月推行“皇民化”运动，全面停用汉语，在日常生活中的拜神祭祖、风俗习惯、饮食起居也效仿日本人，同时台湾人与日本本土居民一样受制于日本国颁布的《国民总动员法》(1938)和《国民征用令》(1939)，适龄人员入伍日本军队。文学上，台湾与其他日占区不同的是——跨语写作。1920年代台湾新文学中出现了一批特别作家——“台湾日语作家”，他们用日语创作，操作日文比中文更得心应手。1933年旅居东京的一群台湾青年创立了台湾艺术研究会并发行《福尔摩沙》纯文艺杂志，这是台湾日语作家的第一个发表园地。但是“福尔摩沙”作家群并未因使用日语创作，就甘心情愿地成为日本的臣民，而是进行了跨国的文学活动与文化抗争。例如作家张文环将自己旅居日本的失落与民族的卑屈结合成一体，写出具有民族主义性格的寓言作品。而诗人王白渊研习西方反现代性理论与泰戈尔、甘地的东方哲学，将这种文化资源转化为对日本殖民的批判。这之后，台湾日语作家成为台湾新文学的主流，杨逵的日文小说《送报夫》、吕赫若的日文小说《牛车》曾作为台湾新文学的代表，被胡风译成中文介绍到大陆②，汇聚到中国现代文学母体。1937年7月后，台湾官方要求报刊全面禁用中文，9月开始推行“皇民化运动”，思想文化控制制度化，对台湾日语作家和汉语作家进行无差别对待。一些作家不堪忍受逃离台湾到其他日本占领区谋生谋文学，如张深切来到华北日占区，把北京作为躲开“皇民化”的避难地和创作发表文学的新空间；有些作家被台湾当局监禁，如被称为台湾新文学之父的赖和与杨逵。从“皇民化运动”的1937年至台湾光复的1945年，台湾的新文学主要是跨语写作。③ 日本在中国东北炮制出的满洲傀儡国，是其采取不同于台湾统治策略的一块殖民地。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是清王朝的宣统皇帝溥仪，实为日本关东军把持下的军事法西斯控制区。④伪满洲国被日本军政操控把持，但又与台湾、朝韩半岛等日本直属殖民地施行不同的政治组织形式，伪称“现代多民族国家”。因为标榜“王道乐土”“五族协和”的“民族国家”，日本在伪满洲国没有实行其在台湾的语言政策，即书报出版和学校禁用中文，规定必须使用日文。而在伪满洲国采取了一种迂回的语言政策：首先清除中华民国政府推行的语言政策，其次再将日语逐渐渗透到学校教育和各种文化事业及社会公务事物中。 伪满洲国之初，伪政府忙于镇压抗日武装和建构政治经济体制，无暇顾及语言问题。仅对东北各级学校使用的民国教科书进行简单处理——对反日内容进行涂抹或贴纸。1933年开始编撰第一期“国定教科书”，规定三年级以上的小学必须开设日语课。1938年以后日语在各级学校的地位急速上升。《国民学校规程》规定：各级学校的“国语”课由日语、“满语”⑤和蒙语三种语言构成，学生必修两门“国语”，而其中一门必为日语。《国民高等学校规程》规定：每周“满语”课3节，日语课6节。在各级学校教育中，日语已成为伪满洲国的第一“国语”。同时社会上也大力推广“语言检定考试”，“日语合格证书”直接影响就业和晋升等机会。尽管如此，在伪满洲国并没有如台湾一样出现“满洲日语作家”现象，除在伪满洲国的日本作家之外，中国作家绝大多数用中文进行文学创作。不过满洲殖民地地处中国东北边疆，毗邻苏俄和朝鲜半岛，这里不仅有日本殖民者和被殖民者本土中国人，还有在殖民构架中谋生的朝鲜人和俄罗斯人，满洲文坛出现了另一种跨语写作——多语种文学创作——汉语文学、俄语文学、朝鲜语文学和日本人的日语文学，也因此，在伪满洲国以日语为主要译入语言的各个语族的翻译文学比较兴盛。 “满洲国”因伪称“独立国家”，其对文艺的监管比殖民地台湾还要苛刻。在这个不合法的伪国家，日本当局及其傀儡格外重视文艺的作用，大力推行政府操控的文艺体制，企图全面掌控文艺的走向和文艺家的动向。在文艺政策方面，一开始提倡。以“建国精神”为核心的“国策文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提倡以“服务战争”“服务时局”为基调的“报国文学”。为此制定了具体的文艺政策和相关法令。对于文艺家，实施类军事化的管理，例如被称为“国家精神子宫”的“协和会”(1932)，实为全民动员的工具，所有的官员、教师和地方名流都被纳入其中。而以文艺家为主的“满洲艺文联盟”(1941)垂直管理“满洲文艺家协会”“满洲剧团协会”“满洲乐团协会”“满洲美术家协会”，1944年改为组织更加严密的“满洲艺文协会”，下设“文艺局”“演艺局”“美术局”“音乐局”“电影局”，形成控制严格的文艺家全面统制的类法西斯体制。留在满洲傀儡国这个异态时空中以文学为志业的人们，被无一例外地归属“协和会”和“满洲文艺家协会”。这近乎疯狂的文化控制使得日占东北时期，不断有作家离开伪满洲国，走上流亡、逃亡、流动之路。如震动19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东北作家群”及作品，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由于政治原因而大规模流亡产生的流亡作家及流亡文学。而在这之后，仍不断有作家因时局的变化和个人的追求而逃离伪满洲国，一些作家前往国统区和中国共产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有些作家滞留在中国沦陷区，诸如华北日占区的伪满洲国作家，就有黄军(戴青田)、裕振民、梅娘、柳龙光、袁犀、曲传政、百灵(徐白林)、辛嘉(陈松龄)、共鸣、少虬(陈邦直)、山丁、吕奇(杜白雨)、萧如琪(璇玲)、王则、鲜文、左蒂、安犀、范紫、刘国权、陈芜、张罗、陈华等几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