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 ——《圣经·新约·马太福音》 2016年是“文化大革命”爆发50周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和新时期开始40周年。1976年，毛泽东离世和“四人帮”被捕，成为20世纪中国重要的政治事件，历史发生了重要转向，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1976年也成为伤痕文学的重要起点。当代中国处于一种完全封闭、与世隔绝的状态，陈若曦以其亲身经历描写“文革”的一系列短篇小说以《尹县长》之名结集出版，《尹县长》被认为揭露了“文革”真相，替神秘的中国朝世界打开了第一扇窗户，从而在国际上发生了巨大影响，掀起了“陈若曦旋风”。这也是“文革”给世界留下的“第一印象”。 一、“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难题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病逝，毛泽东闻讯十分悲痛，写下了著名的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它充分显示了“文革”前夕毛泽东孤独、忧惧和伤感的内心世界。1992年，王力在回忆录中说：“毛泽东的诗是有针对性的，有所指的。他那时已经认识到自己在新中国成立犯了不少大错误，特别是像‘大跃进’那样的大错误。可惜罗荣桓早已不能参加党中央的领导核心了。如果还有他，就可能避免或减轻错误。而现在他又过早去世了，所以毛泽东才有那样的感慨。”① “文革”的灾难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不像“大跃进”那样是位于社会底层的几千万农民的苦难，而是中国最上层的精英社会被摧毁。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在访谈中回忆，1976年“四人帮”被捕前夕，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有“千刀万剐”一说。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临死前忏悔：“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愚蠢至极，负罪很多，‘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候我是一个发疯的人。”②毛泽东发动“文革”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壮心情，充满了失败的预感。“文革”一开始就受到普遍而强烈的怀疑、否定和反抗：“(1967年)3月18日，部分‘联动’分子贴出大字报，认为‘文化大革命’时期如同‘黑暗的旧社会’，质问‘社会向何处去’，‘党向何处去’……在北京一○一中学里，一百余名‘联动’分子降下国旗，升起‘老红卫兵’的旗帜，并且降半旗……在这前前后后，北京三十一中学出现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绝对如此’的对联。‘永远压不倒联动’、‘打倒谢富治’等标语在北京不少学校里散见，还出现了‘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以后见’之类的标语。”③“文革”以彻底失败告终。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以1971年“九一三”事件为标志，“文革”事实上就已经宣告失败和基本结束了。1971年《“571工程”纪要》已经全面和彻底否定了“文革”：“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剥削”，并且提出，“对过去B-52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④事实上，林彪事件后，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老干部逐渐官复原职。 对于同一个时代的描述和记忆可能千差万别。经过“历史加工厂”和“记忆的审查”，“历史”才到达我们。有人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谁掌握历史，谁讲述历史，谁能够讲述历史，是一个问题。 许多人将毛泽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概念视为一个别出心裁的臆造。实际上，它起源于毛泽东对于“大跃进”历史灾难的反思，是毛泽东长期反复思考的问题。⑤有人梳理了毛泽东的这一思考过程：“1960年下半年至1961年，毛泽东在谈到国内干部作风问题时，曾多次谈到‘死官僚主义者’这样一个概念。1963年9月，《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即《三评》)中提出了‘官僚资产阶级’。1964年7月《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即《九评》)中提出了‘特权阶层’等概念。……1965年1月通过的《二十三条》中演变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70年，在两报一刊社论《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一文中，又进一步提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直至1975年，终于发展成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这样，一个概念、一个判断，经过国内国外几次往返循环，不断升级，越来越具有完备的理论形态和普遍的意义。”⑥这也是当代世界的一个思想焦点。放眼全球，毛泽东的思考就不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这一课题下，凝结了许多人的思考。1957年，南斯拉夫仅次于南共领袖铁托的第二号人物密洛凡·德热拉斯(或译米洛万·吉拉斯)出版了《新阶级》一书。德热拉斯的《新阶级》也并非突发奇想，西摩·马丁·李普塞特《共识与冲突》一书第五章“工业无产阶级与知识分子：比较的看法”呈现了一个与此相关的概念家族和思想谱系，以及一个从麦克金斯基和米歇尔斯到德热拉斯的漫长的思想脉络。⑦如果将毛泽东有关“文革”的思想放到这一脉络之中，那么，“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就不是偶然发生的，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