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51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16)01-0022-07 DOI:10.13763/j.cnki.jhebnu.ese.2016.01.004 高等教育的结构研究从二战后开始发端，并随着教育实践而逐渐深入，进入新世纪以来更加成为学术界所关注的热点。德国研究型大学对世界高等教育事业影响深远，同时联邦德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方面在当今世界极具影响力，因而对其高等教育研究已经超越本国空间的限制，为各国学者所瞩目。高等教育研究开展几十年以来，作者或者出版物一般都将德国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典型案例和参考对象加以分析和讨论，这点在被广大高等教育研究者所熟知的诸多权威文献中可见一斑。但是基于多种原因，相比英美等国家而言，对德国高等教育结构问题的研究相对薄弱，持续关注该领域的学者和成果数量更是屈指可数。这些状况必然不利于人们理解高等教育本质和民族特色以及深入把握教育规律。本文将对相关领域的重要文献进行梳理，探讨德国高等教育结构的演变进程。 一、现代大学制度初创 19世纪之初，身为普鲁士教育部门负责人的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为解决本国大学的种种问题，对高等学术机构进行重新规划、设计和整合。他写于1809年的手稿《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外组织》中专门讨论了学术机构的性质问题和基本理念，并把高等学术机构划分为大学、科学院和独立研究所三种不同类型，为了保证新机构的生命力，他认为有必要将大学和科学院以恰当的方式结合起来[1](P90-98)。经过曲折的过程，柏林大学在1809年诞生，洪堡完成了在柏林创建“新学术机构”的历史使命。 毫无疑问，洪堡是柏林大学的最终缔造者，但是他的大学的设计理念反映了他所处时代众多杰出新人文主义者们的大学建校理想，其中的翘楚当属康德(Immanuel Kant)、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等人。洪堡在1810年的备忘录曾写道：国家不应指望大学同政府眼前的利益直接联系，而是完成其真正使命，不仅能为眼前的任务还会开创更广阔的事业，发挥更大作用[2](P125-126)。洪堡对于大学使命的理解并非初创，显然来源于康德高等教育思想。作为启蒙运动中最后一位主要的哲学家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认为人类的认识和知识必须同时通过感官经验和理性才能获得，因而两者都是获得知识的必要条件。以此为认识基础，康德于1798年出版的《系科之争》一书“系统论述了规范知识界与政府的关系以及哲学与实用学科(神学、法学、医学)之关系的理论原则”[3](P154)。他认为，哲学系不是政府的立法范围之下或为政府而服务，而是必须为所接受或承认的学说的真理负责[3](P69)。这就是说，哲学系的有用性不同于其他三个高等系科，不是直接地服务于政府，而是寻求真理，再将真理交给其他系科加以运用，因而是间接发挥作用。由此看来，这些奠基性的观点无疑影响了日后洪堡的大学观，因而在后人看来，康德高等教育思想才是理解德国大学的源头。 洪堡的前任教育大臣受命在柏林建立新型的学术机构，作为其建校顾问，费希特于1805年写作了关于建校的意见书，即《柏林高等教育机构建校计划演绎》。他设想的大学最重要的学习任务就是接受哲学教育，为以后的科学研究和将要从事的社会工作打牢基础。为了达到目的，要求培养学生的“自由的科学反思”，充分保障教师和学生的学术自由[4](P6-8)。尽管这个方案没有被接受，但是其中合理的因素，如国家保障制度、哲学教育和学术自由等观念被洪堡所吸取。施莱尔马赫加入了关于在柏林新建大学的讨论，提出关于大学的任务、大学与国家的关系、学术自由以及大学教学等方面的主张。他并不认同当时法国大学改革的主导思想，反对将大学分解为由政府直接管理的专门高等学校，旗帜鲜明地提倡基于德意志传统而建立具有本土特色的大学，倡导赋予大学新的精神，把真正的、纯粹的科学(即哲学)树立成为大学所追求的本质，主张大学培养学生的宗旨在于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虽然施莱尔马赫承认大学所具有的科学研究的性质，但是他不赞同科学研究成为大学的任务，而是更加重视大学的培养功能[5](P147-157)。这篇于1808年发表的著作《关于德国式大学之断想：附论将要建立的大学》引起广泛关注，对于德国模式大学之建立起到了很大影响。费希特与施莱尔马赫都重视哲学的基础性作用，都将之视为大学生学习的基础。 在“精神大臣”洪堡的卓越成绩引领下，新的教育思想和科学思想遍布了普鲁士和整个德意志地区。包尔生(Friedrich Paulsen)在《德国教育史》中指出19世纪的世界教育改革中，德意志居于带头地位，其中洪堡发挥了很大作用，使得整个教育体系焕然一新，其指明的发展方向在百年内都保持不变。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德国大学很快取得了巨大成功，被视为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模式，被世界众多国家所效仿。 二、结构性问题从初现到危机 德国新式大学的成功与洪堡的大学理念相联系，长期以来受到德国各界的肯定、推崇，甚至被神化[6](P29-57)。大学地位不可动摇，它在19世纪占据了德国高等教育结构中的主体地位，并形成了一种强大的传统，时至今日仍然有强大的影响。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之后，大学增加了2所，这些传统大学几乎承担了所有的研究工作[7](P324)。此时，科学发展呈现新形势。19世纪早期哲学体系和人文科学还处在中心位置，但是到帝国时代之后，自然科学突飞猛进，其影响所及远远超越本身的专业范围，并且深入到哲学、人文科学和文学之中。一方面，在这次自然科学大进军中，德国学者贡献突出，推动德国跻身经济大国地位[7](P323)；另一方面，大学理念与高等教育现实发展之间日渐分离，并且距离越来越大。在这个过程中，洪堡理想中的“科学修养”已经逐渐转向科学的、理论性的“专业教育”。而且，高等教育向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开放，学生、社会、政府对于教育机构培养目标的认识开始分化。更多为职业而求学的学生大量增加，而非大学性质的专业性、职业性高等学校(如技术学院和商业高等学校)随社会实际需要而产生，不再受洪堡大学理念所支配[8](P160)。同时，独立于大学之外的科研机构出现，如1887年成立了“帝国物理技术学院”，1911年成立了“威廉皇帝研究所”，它们通过科学研究与大学之外的企业和政府紧密联结，教学和科研开始分野。但是为了维系德国精英大学及其整体性的学术制度，德国采取措施防范科学的“巨型化”和大学的“大工厂化”趋势。从上述大学理念和高等教育现实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中可以看出，尽管德国已经意识到原有古典大学存在缺陷，但是学术机构却在变与不变、突破和维系传统之间摇摆不定，结构性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9](P59-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