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750/j.adge.2016.02.010 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正在从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迈进,培养质量与发展质量的共同提升是未来改革的重点和难点[1]。作为培养质量和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研究生就业状况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博士生居于国民教育培养体系顶端,是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支撑,这一群体的就业状况和就业质量直接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已有关于高校毕业生就业的调查和研究大多集中在本科毕业生层面,专门针对博士生就业的研究相对较少[2],由于缺乏国家层面的、公开的统计数据①,对博士生就业状况的整体性分析尤为少见。本文以最新公布的2014届7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为分析样本(文中分析样本不足75所是由于部分高校缺失博士生就业相关数据所致)[3],对博士生就业状况和特点进行定量分析和总体研判,以期为未来我国博士生教育改革提供决策参考。 一、博士毕业生数与总体就业率 将代表性高校博士毕业生数按照[1,200]、[201,500]、[501,1000]及[1001,1600]的划分原则分为四个区间,分别记为A、B、C、D,可以看出博士生培养规模与高校类型的对应关系。如图1所示,A区间的主要为艺术类、部分财经类、部分工科类院校,还有部分东部工科类、林业类院校和中西部工科类、财经政法类、农业类及师范类院校,这一区间院校的博士生培养规模相对较小,年均在200人以下,为“小规模”博士生培养单位;B区间的主要包括东部工科类、师范类院校和中西部综合类院校,这一区间院校的博士生培养规模年均在200人至500人之间,为“中等规模”博士生培养单位;C区间的包括东部综合类、师范类、农业类院校及西部工科类院校,这一区间院校的博士生培养规模年均在500人至1000人之间,为“大规模”博士生培养单位;而D区间的均为综合性研究型大学,这类大学博士生年均规模在1000人以上,为“超大规模”博士生培养单位;C区间和D区间高校是我国博士生培养的主体机构。 将博士生总体就业率(%)按照[80,90)、[90,95)、[95,97)、[97,100]的划分原则分为四个区间,同样记为A、B、C、D,可以大体反映博士生总体就业率与高校类型的对应关系。从图1中可知,总体就业率落入A区间的有湖南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和华中农业大学3所院校;落入B区间的有陕西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等5所院校;落入C区间的有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14所高校;而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天津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绝大部分高校均落入D区间。
图1 代表性高校2014届博士毕业生数与博士生总体就业率 二、博士毕业生就业去向分布 根据就业质量年度报告统计口径,可以将博士毕业生就业去向分为升学(包括国内升学和出国留学)、签约就业、灵活就业和待就业四种类型。2014年代表性高校博士生具体就业去向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总体而言,博士生就业去向具有如下两个特征: (1)随着学术劳动力市场的日渐饱和,很多高校和科研单位均要求博士毕业生具有博士后工作经历,因此有相当比例的博士毕业生在国内或出国从事博士后工作。2014年,我国当年博士后进站人员有14964人(其中国际博士后497人)[4],这些新进站博士后人员相当一部分是当年的应届博士毕业生,其中部分东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博士毕业生从事博士后工作的比例较高。例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和山东大学的博士毕业生进入国内博士后工作站的比例分别为16.03%、17.50%、11.05%和22.84%;比例超过10%的高校还有北京师范大学(10.47%)、中国石油大学(华东)(18.06%)、华东师范大学(10.25%)、中国地质大学(武汉)(18.93%)和西安交通大学(11.20%)。与此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博士毕业生选择出国从事博士后研究,比例最高的6所大学分别为北京大学(12.85%)、清华大学(9.80%)、复旦大学(6.49%)、山东大学(6.44%)、东华大学(5.76%)和浙江大学(5.26%),这六所高校均位于东部发达地区。我国的青年千人计划等人才引进政策要求候选人具有国外留学经历,这是促使博士毕业生出国从事博士后工作的主要原因之一。
(2)艺术类、师范类高校灵活就业率普遍高于工科类高校。例如,灵活就业率居于前列的高校有中央音乐学院(17.85%)、北京大学(10.93%)和北京师范大学(9.01%);而灵活就业率居于末位的有西安交通大学(0.30%)、中国地质大学(武汉)(0.59%)、浙江大学(1.20%)、上海交通大学(1.89%)和华中科技大学(1.81%)等高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