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65.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6)01-0057-09 从整体上看，现代性与同质思维或同一思维联系在一起，当代性则以异质思维或他性思维为其特征①。当然，在现代性进程中也存在着分化，因而免不了要容纳某些异质思维，尽管最终维护的是同一性。他者或以在场或以不在场的方式存在着，但它在同质思维和异质思维中具有完全不同的命运。依据我们对福柯思想的分析，乌托邦(utopie，译为乌邦也许更好)和异托邦(hétérotopie，译为异邦似乎更佳)是异质思维的两种主要形式。在现代性进程中，前者试图以“革命”的姿态超越现实(实在)秩序，但它毕竟是在一种二元对立的框架内关注相对他性，最终还是受制于整体性，并因此会重新回到同质思维的怀抱；后者既与现实(实在)秩序共存又指向绝对他性，它不再主张“革命”却又是不可能被真正整合的，并因此不会向同质思维回归。 一、异质思维的两种形式 在福柯的代表性著作中，他者以及他性始终是极其重要的课题②。他者在现代性进程中始终受到同质思维或专断或狡诈的控制，其异质性或他性要么被排斥，要么被规训，以至完全归于消失。然而，他者也始终尝试着超越这种同质思维，并因此展示出不同程度的他性，尽管乌托邦思维因其整体方案而回归同质思维，异托邦思维则籍其局部策略维护了异质思维。福柯在乌托邦和异托邦概念下对异质思维进行的探讨主要出现在《词与物》出版的前后一段时间，也就是所谓的考古学时期。主要文本是其《词与物》前言以及一些相关讲座稿，但全部著述的背后都涉及这两种思维方式之间的张力。在该前言一开始、也因此在该书一开始，他就以某种非常有趣的方式引出了两种异质思维的小“同”大“异”：其“同”在于关注“不同”，其“异”在于“异中有异”。在我们看来，它们分别代表的是“现代人”对相对他性和“当代人”对绝对他性的关注，尽管“现代”和“当代”在某些情形下是跨界的，而且异托邦必定有其前当代史。 按照福柯本人的说法，《词与物》的出生地是著名作家博尔赫斯的一个文本，诞生自他阅读它时发出的“笑声”。在他眼里，这一笑声“动摇了思维(我们的思维：掌握我们的时代和地理的思维)的全部亲密性”，它“使我们关于同一与他者(le Même et l'Autre)的上千年来的实践发生了动摇”。③笑点就在于该文本所引用的中国某部百科全书对动物进行的分类：a)属于皇帝的，b)加防腐香料保存的，c)驯养的，d)乳猪，e)美人鱼，f)寓言中的，g)放养的狗，h)包括在目前分类中的，i)兴奋得发狂的，j)数不清数目的，k)用精致的骆驼毛画笔画成的，l)等等，m)刚刚打破水罐的，n)远看像苍蝇一样的。没有必要追问博尔赫斯究竟引用了中国哪部百科全书，因为中国的一切在福柯所说的“我们”那里都是“他们”，类似的中国式分类或处理事情的方式可以信手拈来。重要的是，透过这一令“我们”惊奇的分类，被揭示为具有“异域”魅力的东西是“我们的思维”的限度：完全不可能就此进行思考。④ 德里达关于“边缘”的思考或许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证：“哲学始终就是由思考它的他者这一点构成的。”⑤吊诡之处在于，边缘一旦成为主题，边缘就丧失了；同样，他者在思考中就不再成其为他者。马里翁关于“饱和现象”的看法也富有启示：饱和现象“摆脱了针对一般思维的任何关系”，把自己突出地作为他者“强加给思维”，并且“以一种反意向性的方式淹没我们的注视”。⑥于是，“我们”以及视觉中心论意义上的“思维”(在理智直观基础上进行演绎推理)被动摇了。福柯并不是在笑“中国人”怪异的分类!他在笑“我们”自己的过分自恋和“西方”中心论的极度自信——这里的“我们”有其“时间”(时代：突出现代并回溯千年历史)和“空间”(地理：从严格的欧洲到宽泛的西方)的限定。他发现，用“我们”既有的概念、思维方式和理论策略去对待非西方世界是有问题的，针对“我们”自身的历史也是如此。事实上，正像他在整本书中通过对“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期(早期现代时期)和19世纪以来的现代时期(后期现代时期)的“词”与“物”关系进行的分析所表明的，根本就无法找到一个接纳各种迥异事物的实在空间，无法为各种异质因素找到一个共存的地盘。 关注“亲密性”的同质思维显然无法应对“疏远的”他者及其他性。正是在这里，福柯发现了乌托邦和异托邦两种异质思维方式，并且发现了它们与思维的时空图式的复杂关系。按照他的说法，面对差异巨大的事物，“各种乌托邦提供了安慰”，这是因为，“尽管没有实在的地盘，它们仍然在一个神奇而平静的空间中成长起来，它们开发了拥有宽阔大道的城市、种满植物的花园和方便的故乡，虽然它们的通道是虚幻的”；然而，“各种异托邦却让人不安”，原因在于，“它们秘密地损害了语言，因为它们阻碍命名这和那，因为它们破坏或混淆了那些普通名词，因为它们事先摧毁了‘句法’，不仅有那些构建句子的句法，而且还有促使词与物‘结成一体’的不那么明显的句法”；比较起来，乌托邦思维“承认寓言和话语：因为乌托邦处在语言的笔直方向、处在寓言的正面维度中”，异托邦却“使言语枯竭，使词停滞在自身中，并且从根基里否定语法的可能性”。⑦乌托邦代表的是想象中的他者，异托邦则意味着实在的他者。前者依然可以获得语言表象，后者则是无法用言语来描述的别一种实在。这就涉及了语言的本性问题。 福柯曾就写作与语言发表这样的看法：“写作在几个世纪当中都按照时间排列”，有其“古老的时间迷恋”；对于“西方语言”来说，“写作就是回顾，就是重新回到起源，重新把握最初的时刻，就是再次处于黎明”，由此有了文学的“神秘功能”，有了它“与古代的关系”，有了它“赋予相似、同一、同一性的全部奇迹的优先性”，尤其有了“一种规定其存在的重复结构”。⑧语言显然被视为内在时间意识或思维的时间性的如实表象。然而，在福柯所处的时代出现了一种新的情形，在写作中，“语言”是或者可能成为了“空间的东西”；按照他的说法，如果说“空间在如今的语言中是隐喻最迷恋的东西”，这是因为，“在空间中，语言一开始就摊开，滑向它自己，确定其选择，勾勒其外观和移动”，于是，“间隔、距离、中间、分散、破裂、差异不是如今文学的主题，而是目前语言赋予给我们的东西、一直向我们而来的东西：使语言说话的东西”。⑨在内在时间思维中，一切东西都被观念化了，语言也丧失了自身维度或者说自身物质性，成了表象观念的单纯工具；但在外在空间思维中，语言不再充当或不满足于充当表象的工具，而是有其自身密度，并因此可以充分地实现其物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