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16.54 自建立之始，现象学就与笛卡尔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继承关系，现象学中诸如“悬搁”、“直观”、“还原”、“明证性”等核心概念无不与笛卡尔哲学传统密切相关。而自《存在与时间》这部“20世纪最伟大的反笛卡尔主义著作之一”①问世伊始，它就已经宣告了海德格尔哲学的基本倾向。通常的研究认为，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对笛卡尔的批评是“外在的”，海德格尔并没有进入对笛卡尔的深入理解中②。也有研究者看到，海德格尔对笛卡尔的批评意味着海德格尔在现象学路向上与胡塞尔彻底分道扬镳，“此在”正是海德格尔探索不同于笛卡尔和胡塞尔式“自我”的全新哲学路向的尝试。这些理解只把握到了青年海德格尔与笛卡尔之间的思想“对峙”的部分面貌。本文试图建构一种对海德格尔现象学时期的笛卡尔批评的“内在的”理解：海德格尔早期对笛卡尔的现象学阐释既蕴含着“积极可能性”的挪用，同时也折射出海德格尔对胡塞尔式“笛卡尔还原”的现象学改造与重塑。这项工作既构成了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把对此在生存的本质思考提炼成对此在的基础存在论的现象学描述的“史前史”，也为海德格尔后期的思想“转向”埋下了伏笔。 一 笛卡尔与现象学的方法 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之一就是对笛卡尔“沉思”方法的彻底化。斯密(Smith)曾指出：“在胡塞尔看来，我思(cogito)是笛卡尔唯一具有哲学价值的观念”③，胡塞尔现象学只在笛卡尔的前两个“沉思”(即怀疑的出发点与悬搁的方式)上受惠于他，并且前者的“先验自我”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改变了后者的哲学追问方式。麦克唐纳(MacDonald)同样看到，站在悬搁一切感官确定性的笛卡尔式的先验主体性的立场上，胡塞尔与笛卡尔的哲学都需要“失掉世界，再赢得世界”的还原与悬搁步骤④。历经这一过程之后的剩余物就是“先验自我”；这种现象学的建构是通过自我主体的意向性活动展开的。胡塞尔强调：“由世界中的个人生活出发无异于最广义的意向性心理学。而我用哲学的先验的世界理解取代了在生活的自然世界意义上对世界的自然理解。”⑤只有从笛卡尔式的“先验自我”出发才能展开“完全的现象学”，它是一种旨在实现笛卡尔建立在个体科学上的“普遍科学”的哲学理想⑥的绝对的、无所不包的哲学形式。 对胡塞尔而言，发现纯粹自我与纯粹意识无异于“一切奇迹中的奇迹”⑦。先验现象学是一门关于纯粹自我的意识科学，它需要通过先验悬搁、本质直观与对意向性的分析来实现。在先验转向的目光中，悬搁首先取决于意志的作用，“悬搁”所体现出的正是自我的一种普遍的与彻底的意志⑧。这是先验转向的第一步。同时，还原与悬搁的过程也意味着“自我”目光之焦点的转向：经验“自我”转变成了处于意识流之中的“纯粹自我”⑨。从“我”身上抽身开来再返观“我”的“无兴趣的旁观者(uninteressierter Zuschauer)”的出现意味着反思活动的开始。胡塞尔明确区分了自然世界中的经验自我与“先验自我”，这种先验转向的反思过程被称为“自我的分裂”(Ichspaltung)⑩。“自我”的视角/焦点的转向起先是在自我的意志活动中进行的，然而目光转向之后的理性反思行为才是实现自我先验转向的关键步骤(11)，它为判断活动提供了最终基础(12)。 因此，尽管悬搁取决于意志作用下自我的目光在焦点上的转向，但对胡塞尔而言，自我的反思仍是一种理性活动下的理论构成。“若要对象化地把握物并描述性地解释物，理论化的注视是必需的。”(13)这种坚定的理性主义立场与胡塞尔试图推进笛卡尔式“我思”中所蕴含的先验哲学的可能性的主张密不可分(14)。胡塞尔后期仍坚持笛卡尔式先验转向所开启的“哥白尼革命”对于现象学之“突破”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现象学的任务就是“实现与启蒙时代隐藏着矛盾的理性主义相反的真正的理性主义，最后复兴对普遍科学的哲学的永恒真理的论证”(15)。 然而对海德格尔而言，笛卡尔首先是隐藏在胡塞尔现象学开端背后的问题制造者。正如马里翁(Marion)所看到的，追问胡塞尔哲学中的笛卡尔问题与内在地批评、改造胡塞尔的现象学路向是并行不悖的双重动机，它们存在于海德格尔依循胡塞尔现象学道路前行的现象学时期中(16)。就此而言，海德格尔对笛卡尔的现象学阐释与海德格尔批评、改造胡塞尔现象学的思想立场密不可分。青年海德格尔曾四次开设笛卡尔的研讨课(17)，并多次开设现象学课程，以此“内在地批评现象学研究”(18)。海德格尔说：“从我的弗莱堡讲座和目前的马堡讲座，以及从我的谈话中，胡塞尔已经了解到我的反对意见，并且在实质上正在考虑我的反对意见。”(19)但实际上直到1927年，胡塞尔才第一次阅读《存在与时间》(20)，并意识到海德格尔并非自己的现象学路向的继任者：“他的现象学与我的不同”(21)。在这段“内在地批评现象学研究”的时期，海德格尔将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路向追溯到了以考察意识活动为哲学原点的笛卡尔主义传统。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时期也是海德格尔筹备此在的基础存在论的理论探索期。尽管海德格尔一向拒绝承认他的“此在”与笛卡尔意义上的自我主体存在任何相似性，但不可否认的是，海德格尔对“此在”的本质规定仍明显体现出笛卡尔主体性哲学的一些基本特征。布拉特纳(Blattner)指出，海德格尔在1920年代仍然没有放弃“哲学具有科学性”这种笛卡尔式的哲学理念(22)。甚至在《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中，海德格尔仍不忘指出哲学研究所具有的科学性和现象学作为科学哲学的方法论特征：现象学意在为关于存在的哲学科学奠定前科学的基础。通过现象学来继承并激活作为“哲学固有的伟大传统”(23)的存在问题，这意味着“回到主体在最广义上是唯一可能的且正确的路向”(24)。正如肖奇(Shockey)敏锐看到的那样，在揭示胡塞尔现象学所植根其中的笛卡尔主义传统的同时，海德格尔试图通过对笛卡尔的现象学阐释去改造与挪用后者对现象学而言的“积极的可能性”(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