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猜想，法国建筑设计大师保罗·安德鲁在北京最愿意去的地方之一就是景山。景山位于北京中心城区、故宫(紫禁城)的北面，与故宫北门神武门仅一街之隔，是一座海拔只有88.7米(相对高度44.6米)的小山，说是“山”其实不如说是“土丘”，但它在北京历史上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明、清时期)居于最高位置，而且坐落在北京城中轴线龙脉之上，紧邻皇城的北侧，带有登上景山而“一览众山小”的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说起安德鲁与景山的缘分，大概不在于这位建筑大师具有登高远眺的爱好(当然，他是否有此爱好我不得而知)，也不在于他作为一个外国人能够登临中国皇都龙脉之上获取俯瞰紫禁城而感受昔日皇家气势的快感，作为一位建筑学家，他通常会用建筑学的独特眼光观察周围的地貌和景物。于是，他对登上景山后满眼的风光有过这样的描述：“我经常去景山，很久以前，最早去的几次，还像很多北京游客一样，是为了到那里去欣赏连绵不绝的屋顶，那些仿佛不规则却又相似的重重波浪——如同后来另一位建筑师柯刚跟我讲的那一条‘绿色山谷中流淌着的金色河流’。”①来北京的国内外游客是否都有安德鲁的那种对于这片“屋顶”的感知能力，这里暂且不论，但是登临景山所可能留给人们的印记，确实应该是这一视野里的皇家建筑(紫禁城)奇观，这是一个前现代的充满诗情画意的静谧而和谐的景观，也是一个当代社会的平民景观。不过某一天，安德鲁的视线已经不再停留在这一景观之上，而是有意地将目光掠过“金色河流”，投向更远的一个地方。 我多次想去体验一下安德鲁在景山远眺的感受，那里的视觉景物已经发生了某种改变，不再只是皇家城垣在龙脉上聚拢的神秘气象。这样的改变对于安德鲁来说并不陌生，甚至在预期之中——越过景山脚下的“金色河流”，在天安门的西南方向，在人民大会堂的西侧，一个具有非凡气象的半圆形建筑矗立起来，它的名字叫“国家大剧院”，而安德鲁就是这座神奇建筑的设计者。 当国家大剧院矗立在中国最神圣的长安街畔，并与紫禁城的天安门、中南海的新华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大会堂比邻而立时，安德鲁的心情是怎样的?安德鲁会对自己成功地在中国首都的心脏位置留下这一杰作有何评价?安德鲁在欣赏自己的杰作同时，是否估量过这一建筑对北京城区中心政治空间的整体性震荡和革命性改写的意义? 一 中心空间的扰动 撇开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人帮助制定的北京市总体规划，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是以一个中心、一个十字和若干圆环为基本骨架和特点的，而且这一思路在历次总体规划修订中不断充实完善，以至于今天我们看到的北京城区，已经成为此一规划理念的毋庸置疑的佐证。一个中心是指天安门广场，一个十字是指南北中轴线和东西长安街的交叉，而若干圆环是指已经建成的围绕城市核心区域的六条环路，据说还有建设“大七环”的构想。不过，安德鲁在北京中心城区的强力作为不禁让我意识到，一个中心实际上暗含着可以拆分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到底该如何将这个城区中心进行合理的对象化呢? 北京城区的中心能指其实不是对应于一个所指，而是饶有趣味地包含了两个所指，这既显而易见又不易察觉。这一双所指结构是指，以长安街为界线，中心被分隔为南北两个部分，北部是人所共知的故宫(西方常译为“紫禁城”)，这也是一度让安德鲁迷恋的透露大量中国历史文化密码的皇家宫苑；南部却呈现意想不到的断裂，以西式广场空间为基调，周边布置了象征新权威的一组高大的建筑——国家博物馆(即原来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及后来的毛主席纪念堂。当然，这样的双所指安排不仅是在强调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且在强调它们之间的替换关系。今日的故宫已经成为一座历史博物馆，一个供人们参观的历史文化场所，它所扮演的角色几乎不再具有直接的政治性，而是更加凸显了文化底蕴，它表征中国传统文化中帝王政治体制和空间结构的形态和意义，但所有这一切都隐蔽于作为文物呈现在公众面前的皇家场所、皇家器物、皇家规制的幽处，人们所能够感受到的只有通过历史想象而回到过去的皇家气象。至于天安门这扇向南开启的大门，作为皇家建筑群落向后来的西式广场的敞开之门，传承和接续的意味相当浓厚。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来到一个充满现代感的规制空间。天安门广场无疑是在向世人展现一种历史进程中的政治意志和政治格局。一旦人们投身这一阔大的空间，渺小地驻足其间，一种生命本能的归属感油然而生。举目四望，广场上的建筑不仅挺拔高大，而且正义感十足，完全可以从中获得某种强大的精神支撑。现代权力空间已经完全取代了古代权力空间，并且进一步成为人们向往的安身立命的理想场所。当人们回望雄踞北方的具有厚重历史感的建筑群落时感到，强调名正言顺的权力传承在光阴荏苒、时空穿梭中具有了一种心灵的抚慰，使人有了一种生存的底气。 与中心能指对应的双所指，不经意间透露着时代变迁意味，既是历史又是现实，既是文化又是政治，既是时间又是空间，既是神又是人……中心能指就是在这种裂变的弥合中寻找自身的合法性和完整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红色中国的政治架构中，文化(艺)处于与经济基础相对的上层建筑位置上，有关它的空间安排应该贴近于实体性政权的运作机制。当年毛泽东把文艺定义为两支能有效打击敌人军队中的一支，可见文艺承担着不可或缺的政治社会功能。于是，体现在新中国初期的城市规划中的是：表面上是在仿照西方，实际上是着意于自身的革命逻辑。国家级别的大剧院被规划在紧邻城区政治中心的位置，既为政治中心服务，又参与政治中心的运作。据说当年的国家总理周恩来亲自拍板确定了与人民大会堂一街之隔的国家大剧院的选址规划，而且即使在21世纪之交北京城市建设一日千里，北京市总体规划不断调整，资本强势运作大有吞噬一切的情况下，这块在五十年前规划中确定的土地一直保留了下来，几乎没有受到挪作他用的干扰。今天矗立在人民大会堂西侧的国家大剧院，已经无可改变地成了嵌入北京城市中心的一道靓丽得有些耀眼的建筑景观，它试图通过建筑自身的颠覆性式设计来共同分享中心能指中的一个所指份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