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2.005 一、引言 近代天津的城市性格显得极为“各色”。在政权更替、租界林立的背景下，近代天津比上海、汉口等租界城市容纳了更多的旧朝遗民和更庞杂的殖民势力。在天津，朝野、中外势力时而勾结，时而对抗，洋务运动与仇洋事件同样引人瞩目。天津不是政治中心，却是政治交易的后台，各个租界接纳了众多下野的军阀和前朝的遗民；天津不引领新文化运动，却是北方新闻事业和市民文学的重镇。天津华界没有像上海那样走向租界化①，天津城与外国租界虽比邻，却又相距遥远，存在权力空间、文化心理、生活样态等诸多分隔；也没有像北京那样延续传统城市的整体格调，天津九国租界的空间规模远远超过了天津城，三不管与小洋楼文化共存，各种势力交错纠缠，盘吸在繁荣混乱的城市肌体上。 天津的“各色”，不仅指向城市的历史风貌，也指向看待城市历史的方式。理查德·利罕“把城市看作文学想象的产物”，“把城市当作文本来考察”，“将城市文本化，既创造出自己的现实，也成为看待城市的一种方式”②。近代天津辟有“九国租界”，应该是一座非常洋派的城市，然而在文学想象中，天津往往被写成混混、拳师、妓女、姨太太、纨绔少爷、街头闲人、市井高人、逊清遗老的世界。哪怕是写洋行买办、租界华商的长篇小说《买办之家》(林希)、《乱世津门》(陈守信)，也溢满了大宅院或江湖情义的味道。同样是租界城市，近代上海被贴上“摩登”的标签，在记忆与想象中总是与“十里洋场”、“东方巴黎”、“小资情调”等联系在一起；而天津“洋”的一面被贬抑，“土”的一面被放大③。肖克凡认为“天津卫处处都是俗人”④，林希说天津是“平民文化的大本营”⑤，吴若增把天津本土的主流文化概括为“以贫苦移民为基本载体的行帮文化”⑥。对旧天津文化品格的体认，规约着新时期小说想象天津的方式。正如丁帆论述地域文化小说时所指出：“地域文化小说不仅是小说中‘现实文化地理’的表现者，同时亦是‘历史文化地理’的内在描摹者。”⑦新时期小说对旧天津的想象，非常信赖晚清民国文人对天津的塑形，承续了《沽水旧闻》、《津门杂记》和刘若云的社会言情小说所定影的城市格调，面向本土传统，偏重市井趣味。总体来看，新时期小说的旧天津想象，尤其倾心于市井生活的书写，具有传奇的色彩，可以用“市井传奇”一词来概括。新时期作家不仅热衷于为旧天津的市井生存立此存照，还念念不忘在俗世故事中掺入民族国家叙事的元素，由此生发出想象天津的一种方式——市井生存与民国政治的联结叙事。 二、“乱市”天津与市井政治 按照空间的性质和阶层的区隔，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分为宫廷文化、士林文化、市井文化与乡土文化⑧。一般城市存在的主要是士林文化和市井文化，只有一国之都才会出现宫廷文化、士林文化和市井文化共存的局面。这些文化类型各有一套观念体系和礼仪制度，文化主体的身份界限分明，不容僭越。然而，在畿辅门户天津，九国租界的存在为逊清王爷贵族提供了庇护所，为北洋政府在位或下野的大员提供了进退的回旋空间，因而近代天津同时容纳了宫廷文化、士林文化、市井文化和殖民文化的诸多元素。在乱世中想入住租界的人很多，逊清遗老寓居租界，能获得一种特别的心理上的满足与安定，他们“能拒不承认民国政权的正统而同时又有置身于民国的法律之外的满足”⑨。托庇天津租界的北洋下野政要，有着类似的心态。但是，无论逊清遗老还是北洋旧人，都不得不及时降低姿态，收敛锋芒，作出闹市隐逸的姿态。“天津是一个平民城市”⑩，前朝旧臣跨出紫禁城，下移天津租界以后，已失去以往特权赖以存在的基础，李治邦《津门十八街》中的王爷、御厨，林希《北洋遗怨》中的下野总统、总理，存在过往身份与现实处境的逆差，决定了他们的黄昏人生、惶恐心理、危机处境和投机空间。 在传统中国社会，各级衙门与地方士绅维持着城乡的秩序，形成稳定的四民社会结构，政统与道统合一的士大夫阶层(11)是治理地方、约束民众和协调矛盾的主体力量，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各安其分，各谋其事。治国安邦、政治操作乃朝廷的独家权力，权柄不可下移。权谋机变与市井人物无关，市井人物在权力运作和政治变革中扮演着局外人或消极被动的角色。尽管历史演义中的农民暴动或朝代更替故事把民间英雄推向前台，但他们是以群体力量来冲击既有王权，诠释的是乱自上作、官民对立、忠奸斗争的政治模式。历史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洪秀全演义》和历史著述《史记·陈涉世家》皆如此。 在近代天津，租界的商业主义和洋人势力具有重组城市社会的功能，原有的社会分层受到冲击，宫廷文化、士林文化、市井文化、殖民文化之间的森严界线被撬动，在某些方面形成了沟通的渠道。多种文化和各色人等碰头的通道就是天津的市井社会。正如周海波所论：“上至皇室贵族，皇亲国舅，达官贵人，下至青皮混混，烟花女子，三教九流，应有尽有，构成天津卫一道独特的风景。但天津卫的特点还不仅在于有这么多人和物，更在于各色人等都可以在天津特定的生活环境中上下沟通，相互交往，都容纳于天津市井社会的大格局中。”(12)如此天津，为市井通向民族国家政治的书写提供了现实逻辑。在天津想象中，庙堂与民间、洋派与旧习、大雅与大俗、极善与极恶，总是能以市井传奇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天津大码头》中的华界混混卢振天与英租界买办洋教李竟能结成姻亲；《四凤楼》中的连喜喜既是色魔、疯狂复仇者，又是救助难民的大善人；《高买》中的小偷陈三能与直隶总督袁世凯、翰林院杨编修、逊清贝勒爷对上话，扯上事，并最终成为夺回国宝的民族英雄；《津门十八街》中的王爷与御厨的儿子争风吃醋；《龙嘴大铜壶》中的杨翰林隔三差五到杨四的街边小摊喝茶汤。市井与政治的关系构成旧天津文学想象的重要一脉，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学景观。在想象旧天津的小说中，如林希的《天津闲人》、《一杠一花》，周凡恺、王上的《四凤楼》，李治邦的《津门十八街》等小说，市井人物得以掺合社会权力的运作和城市形象的建构，市井叙事得以触碰、窥探天津甚至国家的权谋机变和内外纷争，民族国家观念的表述在市井叙事中生发出另一种形态。这不能笼统地归于新历史主义的影响，更多的是天津城市的独特显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