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特产①就与其他日常生活用品不同，具有鲜明的地方性特点。在异地购买并享用特产，意味着将购买和使用商品的行为置于一种非日常生活的氛围之中，这是获取差异性生活体验的方式之一，也是旅行活动中最富仪式性意义的环节。北宋文豪苏轼每遭贬谪，必在贬谪驻地寻找地方特色饮食来大饱口福，如黄州的猪肉、惠州的荔枝、儋州的牡蛎等。这看似是失意文人在潦倒之时放纵口腹之欲，实则是借“大吃大喝”的俗趣来化解官僚体制下生活氛围的死板与枯燥，以非日常性的身体享乐来抗拒日常官场伦理与生活秩序对人的奴役。在苏轼那里，对猪肉、荔枝、牡蛎等地方土产的享用，已超越了物的购买与使用这一简单的生活逻辑，而成为逸出庸常生活之外的“另一种生活”。可以发现，在贬谪文人的政治生命步步衰颓的过程中，另一种生活形式却逐渐被开创出来，它通过俚俗的吃的方式，通过“日啖荔枝三百颗”等诗文的点化，将生命中的不凡之处做了极致的阐扬，这就使得“寻找地方美食”成为苏轼贬谪之旅中必不可少的仪式。 相应的，将某地特产赠予他人的行为，也超越了物品交换与使用的意义，使得特产成为多重象征的符号。在《红楼梦》第三十九回里，二进荣国府的刘姥姥为了向贾府攀亲以获取救济，带去了满口袋的瓜果蔬菜，这些土产既表达了刘姥姥试图与贾府建立良好关系的“穷心”②，又通过这些乡下“野物”，使大观园里的老老少少获取了对另一种生活空间的想象，因而后来贾母对刘姥姥说“在外头买的，不象你们田地里的好吃”。这表示刘姥姥所带来的瓜果蔬菜，和“在外头买的”是不一样的两种物。刘姥姥的口袋，和她后来在大观园里的一系列活动，都象征了民间的生活形式对大观园这个封闭空间的撕裂。同样的，在鲁迅的小说《故乡》中，中年闰土再次见到已然成为“老爷”的“迅哥儿”时，递过来一包自家晒的干青豆。可以说，这包干青豆的乡土气质与闰土以及整个小说的氛围都是十分契合的。小说的叙述者以冷峻而悲凉的目光，通过一包干青豆，观照了闰土乃至整个故乡的麻木与苦痛。 因此，特产之“特”，一方面在于其地域特性；另一方面在于它往往被视作特殊的文化符号，承载了反日常、人情往来、异质文化交碰等多重象征意义。而在大众消费时代，由于旅游产业的发达，那些被置于旅游活动中的特产，就更带有了消费时代特有的符号价值，它经历着“去地方化”与“再地方化”的过程，它在“商品化”与“去商品化”的悖论中，以“诗意重建”的方式存在。 一 消费时代的旅行与特产的“去地方化” 随着全球化时代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全面渗透和旅游产业技术的进步，旅行逐渐失去其寻求差异化风景和异域文化体验的内涵：首先，媒介技术的进步，使得旅游者可以通过互联网对旅程进行精密设计，包括出行的时间、到达的地点，甚至凭借手机网络地图能设定在某个城市街角发现美食；其次，交通技术的发展，不断生产出机场和车站、机舱和车厢等全球性“超空间”(super-space)，那些模式化、国际化的服务方式使得这些场所的地方性荡然无存；再次，在“标准间”或“连锁酒店”的运营模式下，旅游者的居住形式也愈加趋同，无论是在上海的外滩，还是在长白山的山脚，大酒店都能为旅游者提供的一整套标准化的居住方式；最后，在旅行行为的最核心部分——风景体验活动中，旅游者的旅行行为也为媒介技术或消费逻辑所统摄，他们在旅行前会通过互联网中的风景图片对风景进行“预习”，而后又在实地考察中以照相机镜头“复习”这些风景，他们也常常通过导游的指示学习如何看风景，如何用眼球消费风景，这使得风景被影像和旅游产业技术规划、切割，制作为景区或景点，出售给旅游者，以满足视觉消费的需求。 当然，这并非消费意识形态单方面发挥控制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消费意识形态的确“询唤”(interpellate)着作为个体的旅游者，使个体的旅游活动沦为旅游产业“生产—消费”体系中的一环；另一方面，旅游者也乐于接受“消费者”这一身份，视其为权力的象征，这一点十分重要。较之“公民”或“人民”等身份概念，“消费者”的身份更给人以上帝般的尊严感与主宰权，而购物正是一个享受“上帝待遇”的权利实现的过程。所以说，“购物的实践却可以成为一种赋权(enpowerment)的体验……我们将购物看作一场日常选举，拥有相当大权力的消费者借此在其购买的商品以及居住的公共和私人空间上做出日常伦理选择”。③ 因此，在旅游活动中，被赋权的旅游者具有极为明确的消费者意识，他们与旅游产业是合谋的关系，甚至就是其中的一员，是所谓的“后旅游者”(post-tourist)。对于消费时代的“后旅游者”来说，旅行不再是异域历险或寻幽探密，而仅仅是一次舒适、便利、安全的消费体验，类似于大超市中的购物行为。在2012年大热的喜剧电影《泰囧》里，王宝强所饰演的王宝赴泰国旅行，有趣的是，他事先备好了一张单子，将“看一次人妖”“打一次泰拳”等事项一一列出，准备照单兑现。可以说，王宝手中的这张单子，与超市收银员打出的购物小票具有相似性，它将旅行变为一种兑现消费承诺的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