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折扣”(cultural discount)一词最初由德国人希尔曼·艾格伯特(Seelmann Eggebert)用来描述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必要性，加拿大学者科林·霍斯金(Colin Hoskins)将其适用范围扩展至传媒经济学，以此来测算文化产品跨境交易需要考虑的文化差异。文化折扣较低的文化产品更容易主导国际贸易市场，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电视节目就通过简化信息来追求全球受众的最大化，避免复杂内容降低信息传播的国际竞争力。不过文化折扣并不限于文化贸易的范畴。霍斯金将文化折扣界定为：文化项目的吸引力总是产生于既定环境，在跨文化交流中，这种吸引力会随着所传递的信息与受众的文化差距的增大而减少，这一文化差距主要体现在对文化项目所体现的形式、价值观、信仰、制度和行为模式等的不认同，结果导致受众既不愿意知道更懒得理解这些信息。①可以说，文化折扣在经济领域表现为贸易入超，在思想领域表现为文化逆差。中国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就存在明显的文化折扣现象，而且是贸易入超和文化逆差共存的升级版文化折扣现象。 文化贸易入超是文化逆差的重要前提，但并非充分条件，因此，我们关注的重心不能只是以影视作品为主的文化贸易。文化通常可以区分为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思想文化，三者在跨境传播中的文化折扣度不同，器物文化往往是简单清晰的，文化折扣度最低，所以它是多数国家对外传播的主要形式。制度文化就不仅仅是消费型的，它对环境机制的要求非常高，产生文化折扣的可能性也非常大，“橘生淮南为橘，生于淮北为枳”，“强扭的瓜不甜”，全盘移植的外来文化常常出现水土不服的排异性。思想文化是三者当中最复杂的，也是本土性最强的，思想文化的长期积淀可以从器物中发掘证据，也可以表现为制度文化，讲究的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但撼山易、撼人心难，所以其文化折扣度也是最高的。 30多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已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模式成为“中国研究”的关注焦点之一，是各国学术界、政界以及其他各界不可回避的议题。中国模式兼具器物、制度和思想三种文化特征，如何处理其在对外传播中的文化折扣问题，变得尤为重要。所谓的中国模式，究竟是知音寥寥，还是颇有影响，在对外传播中，它是保持原汁原味，还是大打折扣，对此不妨先来一番理性的验证，而不急于做朴素的直观判断。本文旨在以“中国模式”作为国际受众认知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概念，主要检验境外学者与大陆学者理解中国模式的异同，以及境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的肯定、质疑和批判，从而相对深入地剖析中国模式在跨境传播中可能遭遇的文化折扣现象。 研究方法与研究结果 本文选取提供人文、经济、社会、法政类期刊的JSTOR外文学术期刊数据库，以China model或者Chinese model或者China development model或者Beijing Consensus为关键词，在摘要中检索2004年以来的“学术期刊论文”，结果有几百篇。以2004年为起点，主要是考虑到，这一年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首次提出“北京共识”的概念。然后，通过论文题目和摘要内容进行二次筛选，最终获得以中国政治、经济等模式为关键内容的学术论文73篇，其中由境外学者(包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的学者以及华裔学者)独立撰写或参与撰写的论文为43篇。 这43篇由境外学者撰写的文章中，有约12篇属于中国模式概论(包括概念、历史、与其他模式的比较等)；有15篇讨论了中国模式的具体形式(包括中国式民主、央地关系、政党建设等)；有8篇讨论了中国模式的普适性；另有8篇主要涉及境外学者对中国内政外交战略的总结，以及对社会文化、非政府组织等的讨论，与中国模式的参照价值略弱。上述分类也是另外30篇由中国学者撰写的讨论中国模式的文章所涉及的主要内容，故总体而言，可以说这些类别是分析中国模式的核心要素。这些论文集中展现了三大问题：中国模式是什么?中国模式有何问题?中国模式有无普适性? (一)中国模式为何物? 中国模式概念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2004年5月，是时雷默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共识”的会议文章，他在该文中提出：“两个最无视‘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印度和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阿根廷、印度尼西亚等华盛顿共识的忠实追随者却付出了社会和经济代价!”②北京共识有别于华盛顿共识，主要是指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三大组织运行规则：通过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失；注重可持续和平等公平的发展模式；以及通过积聚非对称性力量坚持独立自主的安全原则。③总体而言，这三条属于理解北京共识的三大基石，而非对北京共识本身的明确界定。之后不少中外学者参与了这个理念的探索，而中国学者则从中国本体出发将其提升为中国模式。 西方媒体试图赋予中国模式一个好记、好用、便于抨击的简洁形象，即“政治上的威权主义，经济上的市场自由”；或者叫作“政左经右”。《澳大利亚人报》亚太编辑罗文凯(Rowan Callick)就认为中国模式主要由两大要素构成：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和强势政府的政治控制，中国模式就是在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之间，在市场导向的经济和威权国家的政治之间维持一种平衡，从而支持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