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I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6)02～0127～12 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西方、也是整个人类历史上的重大创伤性事件。这个事件对文学艺术，对文化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影响，不亚于其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尤其是在当今西方普遍流行的文化创伤理论，相当部分聚焦于大屠杀。与此同时，如何书写和讲述大屠杀，乃至于应不应该书写和讲述大屠杀的故事，也成为激烈争论的问题。阿多诺曾有惊人之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关于这句话的阐释至今存在争议，但无人能够否认：大屠杀之后，文艺创作的正当性必须重新论证。大屠杀之后人们虽然依然在写诗，而且在写关于大屠杀的诗，但如何讲述大屠杀的故事，已然是一个绕不过去的美学乃至伦理问题。围绕这个问题的学术研究在西方汗牛充栋，几成一门专门学问。本文所介绍的讲述大屠杀的进步与悲剧两种方法，主要依据美国耶鲁大学著名社会学家杰弗里·亚历山大的创伤建构理论，同时也参照了其他学者或作家的相关著述。① 一、创伤是一种文化建构 与弗洛伊德所代表的精神分析的创伤理论——亚历山大称之为自然主义创伤理论或“常民创伤”理论(lay trauma theory)——不同，亚历山大认为：文化创伤不是自在事实，而是文化建构。也就是说，“存在一个阐释网格，通过这个阐释网格，所有关于创伤的‘事实’才能得到媒介化——无论是认知上，还是情绪上和道德上。这个网格是一个超个体的文化网格，是被象征地结构和社会地决定的。任何创伤都不能自己阐释自己”。②就大屠杀而言，大屠杀是否能够成为创伤性事件，成为什么样的创伤性事件，都不是纯客观的事实(比如死了多少犹太人)可以保证的，它必须依赖于文化建构；而文化建构本质上是一系列语言符号的操作，它可以集中表述为：我们应该如何叙述大屠杀或如何讲述大屠杀的故事? 亚历山大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一个特定的、情境化的历史事件，一个标志着伦理与种族仇恨，暴力与战争的历史事件，如何转化为一个普遍的人类受难和道德邪恶的符号——一个普遍化了的符号，其存在为种族的、人种的和宗教的正义，为相互承认，也为通过更加文明的方式解决全球冲突，创造了史无前例的机会?”(英文版第197页，中文版第25页)这的确是任何研究大屠杀以及其他人道主义灾难的学者必须认真严肃思考的问题。基于他的文化建构主义立场，亚历山大认为这是一个关乎大屠杀叙事的问题，也就是说，必须通过一系列的语言符号操作，“一个特定的、情境化的历史事件”，“一个标志着伦理与种族仇恨，暴力与战争的历史事件”，才能被建构为“一个普遍的人类受难和道德邪恶的符号”。这个建构过程，即从特殊性到普遍性的文化转化之所以能够达成，是因为经过50年的努力，灭绝特定人群(这里指犹太人群体)的初始历史事件，已经被重新解释为“整个人类的创伤性事件”。③经过这样的转化，这个已经超越特定情境而普遍化了的创伤事件，至今仍然生动地“活在”当代人的记忆之中。 那么，这个转化是如何发生的?它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在卢旺达、柬埔寨以及苏联，都曾经发生过死亡人数不亚于犹太人的屠杀，为什么这些屠杀行为没有得到同样的普遍化转化，因而仍然被视作特定时间和地点发生的特殊事件，而不是普遍的人类灾难?这些问题构成了亚历山大的核心关切。 二、为什么大屠杀不能被经验为非亲历者的创伤? 1945年4月，也就是纳粹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刚开始在美国被大量报道的时候，它并不被称为“大屠杀”。④在媒体的爆炸式报道中，刚刚发现的纳粹集中营被归入“暴行”(atrocities)。它尽管残酷、恶心、奇特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但却仍然与其他野蛮行为同归为一类，都被视作不自然的病态心理(ill mind)的自然结果。“暴行”是一个特别联系于战争的能指，它可以指所有战争造成的伤害。美国媒体把在集中营的发现称为“暴行”，意味着纳粹大屠杀一开始被当作了一般的战争暴行。⑤更有进者，在1945年4月3日美国步兵首次发现集中营之前，关于集中营的很多报道还遭到普遍质疑。比如早于美国人的发现三个月(准确时间是1945年1月27日)，苏联就发布了在波兰的集中营发现。但美国人难以相信这个发现，因为它和他们在20世纪的经验太隔膜以至于失去了可信性。直到1945年4月3日美国媒体发布了美军自己的集中营发现，早先一些的报道才被追认为“事实”。 而且，即使集中营的发现被承认为事实，即使纳粹暴行被普遍指认为代表了极度的非正义，但对于非亲历的听阅人(读者/观众)而言，它们却没有成为他们自己的创伤经验。这是为什么?亚历山大认为，这是更为紧要的问题。 正是在这里，文化建构的作用凸显了出来。因为必须通过特定的符号操作把大屠杀的创伤普遍化，听阅人才能把那些非亲历的事件体验为创伤(英文为traumatized，直译“创伤化”，意为感受到创伤)，并予以心理认同。这是一个文化建构的过程，也是叙述的过程。但是在集中营刚刚发现的时候，美国媒体对犹太人受害者的叙述恰恰与此背道而驰。这时美国媒体采取的叙事方式是去人格化和特殊化。前者是指：刚刚在集中营发现的犹太人被叙述和再现为“另类”，他们似乎是来自火星或地狱的“外族人”。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被人格化，没有被视作具体的个体，而是被再现为“大众”，甚至傻乎乎臭烘烘的脏东西(mess)。这使得受害者的创伤难以引起美国听阅人的强烈认同。特殊化则是把受害者视作一群具有历史和种族特殊性的群体(与“我/我们”不同)，把对犹太人的大规模谋杀联系于特定的历史冲突和种族冲突，受害者是犹太人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人类”。与犹太人相比，美国人的同情和认同感更多、也更容易给予那些情况好一些的德国受难者或波兰受难者，“他们看上去好像更正常，更像人一些”(英文版第200页，中文版第28页)。英美两国官员对犹太人难民显得不耐烦，即使是移民名额的分配也是德国人最多，犹太人最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