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6)01-0110-06 《从军日记》是谢冰莹的成名之作。原系6篇，民国十六年(1927年)5月14日至6月22日连载于汉口《中央日报》，题为“行军日记”；1929年3月，增写《几句关于封面的话》、《写在后面》、《给KL》及《编印者的话》与林语堂的《冰莹从军日记序》，以《从军日记》为题由上海春潮书局出版，首印1500册，很快销售一空。①半年后，春潮书局再版，增加了《再版的几句话》、《出发前给三哥的信》、《给女同学》和《革命化的恋爱》四篇文章，印刷2000册。两年后(1931年9月)，此书改由上海光明书局出版，内文小标题《行军日记》、《行军日记三节》分别改为《从军日记》与《从军日记三节》，撤下《几句关于封面的话》，增加《从军日记的自我批判》。至此，《从军日记》的形态固定下来。到1942年10月，该书一共印行了14版。即便不算上林语堂的英译本(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和汪德耀的法译本(法国罗瓦罗Valois书局)，《从军日记》已经肯定是民国时代女作家文集中印刷次数最多的作品。 然而，作者谢冰莹本人却似乎对这一作品不尽满意。《从军日记》是在孙伏园、林语堂的鼓励下交付春潮书局的，出版前，谢冰莹自认为“那些东西不成文学”②，没有出版单行本的价值。到1931年光明书局版面世时，作者又特意增加了相当真诚的“自我批判”：“总括说来，在文字里究竟理智的话少，情感方面的话多，一看就知道作者写时一定是满腔火热的热情而未曾用冷静的头脑去观察某件事体，分析它描写它”③，“没有系统，这几篇短东西我们如果留心点去看，马上可发现这完全是些乌七八糟的零碎的断片，日记太少而杂文太多，这在我觉得是侮辱了《从军日记》四个字……因为没有系统，没有一贯的精神，所以有些读者也许记不清作者究竟是什么样的思想”④。数十年后，作者依然觉得，这些作品“论文字，写得太幼稚，一点也谈不到结构、修辞和技巧，它只能算是北伐时代的报告文学”⑤。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表述理智少，情感多，杂文笔法多，没有系统性，没有一以贯之的思想。换句话说，这是近代以来逐渐兴起的以“美术”、“审美”为旗帜的所谓的“纯文学”理想。“纯”是相对于“杂”而言，所以“杂文”常常不受纯文学倡导者“待见”，按照“纯文学”的标准，“杂文太多”当然也就“不成文学”了。和近代以来绝大多数的新文学作家一样，谢冰莹显然深怀对“纯文学”写作的期待，所以销售市场的火爆与社会声誉的高涨都还不能令她满意，“那些东西不成文学”，这并非矫情的自谦。作为“推手”的林语堂也清醒地懂得这一点，所以他在《冰莹从军日记序》中进一步概括了“不成文学”的具体表现：“这些《从军日记》里头，找不出‘起承转合’的文章体例，也没有吮笔濡墨，惨淡经营的痕迹。”⑥林语堂在这里所述的都是“纯文学”常见的审美追求。 但是更值得追问的则在于，作为新文学“审美”理想的深刻的理解者，作为立志于中国新文学海外传播的推动人，林语堂在清醒地意识到这些“不成文学”的特点之后，却依然如此推重《从军日记》，并将它作为自己“对外文学传播”事业的重要起点，他看中的是什么呢？请看林语堂的这段描述： 我们读这些文章时，只看见一位年轻女子，身穿军装，足着草鞋，在晨光熹微的沙场上，拿一支自来水笔，靠着膝上振笔直书，不暇改窜，戎马倥偬，束装待发的情景；或是听见在洞庭湖上，笑声与河流相和应，在远地军歌及近旁鼾睡声中，一位蓬头垢面的女兵，手不停笔，锋发韵流地写叙她的感触。这种少不更事，气宇轩昂，抱着一手改造宇宙决心的女子所写的，自然也值得一读……⑦ 这里描绘出来的是一种对“异样”人生的好奇与关怀。也就是说，除了“审美”，“文学”本身所记载的人生与社会景象对读者同样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其实，自古至今，无论中外，“文学”的含义本身就是相当丰富的，并不因为近代以后“纯文学”理想的兴起就完全“审美”起来。中国固有的“文学”包含“文章”与“学术”两大范围，单就“文章”来说，也相当庞杂，远非语言文辞之“美”所能够囊括；“‘literature’在西方语言中也可以泛指‘文献’和‘著述’，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⑧18世纪以后的西方的literature开始向狭义的审美转移，近现代的中国作家也纷纷在“美术”、“纯文学”的概念中接通了这一“文学”新思维，但是，近现代的中国却从来不是一个足以令人自由审美的国度，更大的社会人生的变化时时刻刻都刺激着人们的精神，影响着人们的讲述和表达。所以，一方面是“审美”与“纯文学”的美丽的旗帜迎风招展，具有无与伦比的魅力，另一方面则是深刻变化的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依然吸引着我们的关注和介入，因为，解读和回答这些现实问题也是我们日常生存的一部分。谢冰莹《从军日记》在审美上的不足并不能掩饰它在另外对一些问题的揭示，而这些问题恰恰击中了当时人们——从普通读者到专业学人的敏感的神经。 在《从军日记》中，足以引发人们关切的元素至少有三： 一是战争。对于人类的日常生活而言，战争自然就是“非常态”的，而“非常态”的存在总能吸引人们的关注。在西方，战地记者完成了这一类生存景观的书写，中国媒体的战地记者却相当缺乏，虽然今天的报刊史常常提及《申报》记者对日军侵台、中法战争的报道，提及武汉《大汉报》对辛亥革命的报道，但从总体上看，直到抗战全面爆发之前，中国的战地报道都是十分不足的。作为中国现代战争的开始，在北伐这样的战争中，战地报道自然也不发达，关于战争的故事只好交给像谢冰莹这样的一个已入伍的文学习作者了。一手将谢冰莹推上文坛的《中央副刊》编辑孙伏园是现代报刊史上难得的策划大家，早在北平主编《京报》副刊之时，孙伏园就策划过著名的“青年必读书”和“青年爱读书”征文活动，通过紧紧抓住时代脉动，制造热点话题，扩大了副刊的影响，完善了编者和读者之间的互动，为《京报》一举成为《晨报》强劲的竞争对手立下汗马功劳。担任武汉《中央副刊》编辑伊始，孙伏园又以丰富的媒体经验提出自己的主张：“就是对于眼前(包括时间的与地域的)发生的事情，用学术的眼光，有趣味的文笔，记载与批评。”⑨北伐是1920年代中后期人民生活中的大事，孙伏园敏锐地将这一话题及时捕捉到了自己的副刊中，除了谢冰莹的“日记”，《中央副刊》还发表过田倬之《随军杂记》系列(1927年5月10日、16日、17日、28日)、徐正明的《熏风吹渡信阳州》(1927年5月28日、30日、31日)、符号的《我所记得的》(1927年6月10日)、黄克鼎《沙场日记的一页》(1927年6月25日)等，记载北伐和西征的情况。自然这些记载都不如谢冰莹的“日记”丰富而有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