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早期名称是“新文学”，它与旧文学的明显区别，除了胡适、周作人、陈独秀等对其内容所做的判断标准外(如言之有物、人的文学、贵族的文学等)，在形式上它的主要标志是白话，所以旧文学的形式如诗词歌赋等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自然也就不进入“新文学”史。这个传统延续很久，近年才稍有改变。完全以文学形式判断文学的新旧，内含了一个自设的矛盾，即旧形式无论表达了何种先进时代精神，都不进入新文学史，而新形式无论表达了怎样落后的时代精神(如1949年后许多颂圣的新诗和小说)，也会进入新文学史。这里涉及判断文学的标准是以精神还是以形式为尺度的问题，新文学史传统是以形式至上为选择，而这个选择的最大困境是会把真实的文学活动简单化，同时遮蔽许多重要的作家和作品。对1949年后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来说，这个困境更为普遍。因为这一时段有旧时代留下来许多文学修养极高的诗人依然在选择旧诗的形式来表达真实的时代感受，在思想上达到很高程度，最有代表性的是陈寅恪的旧诗，它的形式是旧的，但时代精神全新，同时代其他新的文学形式在精神高度上根本无法与它相提并论。在陈寅恪之外，这个群体的文学活动非常活跃，并且留下了大量的作品，它以油印方式流传，以当时上海乐天诗社和戴克宽私刻的油印诗文集为典型(笔者另有专文论述)。这些作品中有迎合时代的，但也多有独立品格的，如果不计较形式的新旧，这些作品无疑应当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视野。下面以洪传经个人命运作一点简单探讨。 一、洪传经其人 我最早知道洪传经在2003年前后，是山西诗人马斗全告诉我的，当时他还送了我一册内部印刷的《敦六诗存》。马先生是国内知名的旧体诗人，1998年他写《“新榜样”与“旧书生”》(《书屋》杂志1998年第8期)，是国内较早公开全面介绍并评价洪传经人生经历和诗词艺术成就的。 洪传经(1906-1972)，字敦六，号还读轩主，晚号盾叟，安徽怀宁人。十八岁考取南京中央大学。1931年赴欧洲留学，在法国帝雄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35年回国后先后任教于湖南大学、光华大学、华西大学及兰州大学等高校，1955年辞职寓居杭州，“文革”中被迫害困顿而死。洪传经本是经济学教授，著有《工团论》《高等财政经济学》等专门著作，但他中国旧学修养深厚，又酷爱旧诗，创作数量很高，达到很高水准。他在杭州时曾与马一浮、朱师辙等时相过从，他诗集中保留了很多他们交往的史料。 1993年，杨键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中高度评价了洪传经的诗并引述了他1970年《纪事诗》中的两首： 万方酣战伐，四海竞争端。放手抛藤杖，低头著纸冠。 妻儿悲远敌，故旧默长叹。谁识精忠者，宵深也劈棺。 饥寒夸饱暖，事事胜当年。谁作硬头汉，时防软铁鞭。 塞流农断市，废学士耕田。唱罢三忠曲，低回欲问天！ 杨键认为“洪敦六的遗作之所以感人，在于他不止于倾诉个人的悲惨遭遇，而且怀有悲悯苍生的忧思”(《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第211页，朝华出版社1993年版)。 通观洪传经的诗，其实对个人处境的悲叹只是一个方面，在相当大程度上他对这个时代的感受是暗无天日，在“文革”时代敢于写出“塞流农断市，废学士耕田。唱罢三忠曲，低回欲问天”这样诗句的人，没有深刻的思想达不到如此力度，没有独立精神，发不出这样的感叹！《纪事诗》的另两首也同样深刻： 朝朝锄毒草，斤斧到山深。 书改当年事，人量此日心。 兰经依慧剑，蜜语伴刑针。 地下输赢氏，英雄但数今。 千古文明史，居然是斗争。 教人不怕死，随我莫偷生。 宝像驱神鬼，红书胜甲兵。 雄谟震今古，寰宇早知名。 对领袖个人崇拜以及“文革”荒诞的怀疑和讽刺跃然纸上，非有“文革”中的真实生活体验，不能体会此诗的沉重。在洪传经大量诗作中，不仅有个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沉浮感怀，更有对家国生民的悲悯，对此他有非常清醒的自觉意识，以诗为史，在他是一种融入个人生命的追求。1972年，洪传经六十多岁时，编定《长啸集》，他在自序中说：“诗虽不工，然感物纾怀，胥发自胸臆，决非为诗而诗，摩拟古人，附会风雅，亦可见余平生出处之痕迹。后之览者，倘能悯其遭遇，察其为人，进而研究数十年社会变迁之概况，则幸甚矣。”可以看出洪传经对自己诗与时代的关系有相当期许，他在提示人们从他旧诗中看出一个时代里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人生。正如他在《书示儿子涤因》一诗中所言：“行藏已被诗书误，一卷犹思死后传。” 二、洪传经诗集版本 公开出版和私家刻印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面临的一个问题。在当代中国的现实处境下，公开出版代表对一个作家及其作品的认同，但丰富的文学史活动告诉我们，许多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作品，由于各种原因，在当代并没有获得公开出版的机会，但这决不意味着这些作品没有价值，只是它们的价值一时还没有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在古今中外文学史上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在今后可能要大量面对私家印制的作品，它们文学史身份的确定与出版方式不是直接关系，而且越是私印的作品可能更应当得到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