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4月22日，报告文学刊物《时代的报告》出版增刊(一份八个版的报纸)，沿街叫卖，据说前后印了三十万份。在繁华的北京王府井大街南口，报贩高声叫道：“哎！快来看反动作家白桦用眼泪向社会主义进攻！……”①同一天，《时代的报告》主编黄钢在《中国青年报》第十四次记者会上就“文艺问题”发表演讲，他带着增刊到现场发放：“今天，《时代的报告》增刊出版了，我们有位女同志给会场带来了四十份，听说你们订了一百份。各方面需要量很大，今天第一批印了十五万份，还不够分配，这一期发表了《苦恋》剧本的全文，发了几篇分析《苦恋》的评论。一篇登在第一版，叫做‘本刊电影观察员’，题目是《〈苦恋〉的是与非，请与评说》。另外一篇是‘本刊文艺评论员’，署的我个人的名字……《时代的报告》增刊就在那位女同志手上，一毛五分钱一份，如果要订阅的话，今年预备出十期，交一块五毛钱就够了。(笑声：作广告了！)”② 这大概是新时期以来的当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增刊，这份增刊与两天前出版的《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一起，掀起了对于《苦恋》的大批判，是谓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苦恋》事件”。2014年的秋天，笔者在上海图书馆的书库中读完了创刊以来的《时代的报告》，在“《苦恋》事件”之外，发现《时代的报告》在前一年即1980年曾经掀起对另一部电影剧本的大批判，这一剧本是《在社会的档案里》，作者王靖，刊于《电影创作》1979年第10期。这场批判随着《时代的报告》一起湮没在当代文学史与思想史的深处，但是和“《苦恋》事件”相比，这场从来无人研究的批判，相对于《苦恋》的批判要复杂得多。这场批判从《在社会的档案里》开始，重点批判作者王靖所推崇的切·格瓦拉与作为剧本意义支撑的《格瓦拉日记》；而化名王靖、以“业余作者”为掩饰的剧作者本人，居然曾是“文革”期间红卫兵运动中叱咤大江南北的风云人物，他的真实身份一直隐藏到今天。从贯穿着“前三十年”与“新时期”的“反特权、反官僚主义”为视角重返历史现场，我们当下所以为的思想分野上的“左/右”，那些西方学院左翼所预设的框架，似乎渐渐变得面目不清…… 一 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在社会的档案里》 《在社会的档案里》属于1979年掀起激烈论争的几个剧本之一，也是1979年底第四次文代会上热议的对象。文代会结束之后，1980年初随即召开剧本创作座谈会重点讨论该剧(也包括《假如我是真的》《女贼》等其他争议剧本)。这个电影剧本开场于1971年6月25日南中国的边境，在雨夜中，青年王海南带着《格瓦拉日记》试图越境打游击，最终在国界被边防战士拦截，而这已经是王海南第三次越境。边防战士再一次将王海南送回他那个军队高级领导的家庭。时光倒流到1969年夏天，王海南和首长父亲与弟弟小京不合，他无法忍受家庭的庸俗，对父亲表示“我看不惯你们的做法，也弄不懂你们的革命”。在运动失败后，王海南终日翻阅《格瓦拉日记》作为寄托。唯一能谈得来的，是家里的军区护士李丽芳，两个人暗生情愫。然而李丽芳被首长父亲和弟弟小京先后玷污，被迫复员到机床厂工作，和王海南断绝了来往，嫁给了厂医赵清。新婚夜丈夫赵清因贞洁问题把李丽芳赶出家门，李丽芳的工人父亲觉得丢脸，也对她大打出手。李丽芳彻底堕落，离家出走，整日和当地的流氓厮混。王海南从边境被遣送回家后，无意中遇到了李丽芳，他和李丽芳身边的流氓打了起来，被刺成重伤，后在医院中不治身亡。调查这起事件的老警察尚琪多方寻找，拼起了事件的完整线索，然而相关记录最终被迫销毁，尚琪也被军代表逮捕。但作者借尚琪之口表示：“这些材料的命运只有被销毁。不过，任何罪行都写在社会的档案里，登记在受害者的心里，这是谁也销毁不了的！”这是《在社会的档案里》的大致情节。 《在社会的档案里》发表之后引发轰动，这一期的《电影创作》印了十万份，依然一刊难求。③一份电影文学类刊物，居然引发黑市交易，价格一路攀升，“据《电影创作》的同志介绍，该期刊物的黑市价格比定价高达十倍，甚至二十倍”④。读者对这个剧本反应热烈，《电影创作》编辑部“收到几百封读者来信，其中有百分之九十对作品采取肯定的态度，并且不是一般的肯定，往往是最热烈的赞扬”⑤。剧本随即被制片厂看中，筹备开拍，“甚至在杂志上预告了剧组的名单”⑥。当然，争议剧本最后都没有被改编为电影，在1979年11月，“上海市委下令暂停《骗子》的演出。同时暂停的还有《在社会的档案里》和《女贼》的电影拍摄”⑦。 在剧本创作的变局之外，就更大的政治与思想背景而言，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当代中国迎来重大的历史转折点。重返新时期起源阶段的历史语境，在1979年这一年，对于“改革”的道路，各方大致在“现代化”的总任务下达成共识，但具体怎么走，边界在哪里，当时还充满着各种可能，各种思想争论十分激烈。而且，伴随着1979年对于“真理标准”的补课，以及对于“凡是派”的进一步揭露与批判，势必冲击原来的意识形态禁区。对于“文革”中冤假错案的全面平反与对于“文革”前历史旧案的清理，披露出很多骇人听闻的材料，动摇了以往不容置疑的定论。尽管立足点在于“拨乱反正”，但依然是一场不小的思想震动。同时，民间的思想运动风起云涌，各类自发组织和民办刊物开始出现；“上山下乡”运动也步入衰亡，大量知青用各种方式返城或上访，冲击着当地的社会秩序。在变革开启的时刻，一切都处在充满生机与危机的动荡之中。 就思想领域而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即召开著名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经叶剑英提议，1978年12月13日，时任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宣布，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专门召开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希望理论与宣传战线统一思想，进一步团结起来。1978年12月胡耀邦就职中宣部部长，上任后重点抓理论工作务虚会，1979年1月18日会议开幕，会议由中宣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与会代表160余人。这次会议的讨论十分激烈，与会者贯彻“思想解放”的号召，畅所欲言，总结历史经验，激烈批判了“文革”的历史与实践，批判个人迷信，倡导民主法制，触及诸多敏感的理论与历史问题。同样，也正是在这个会议的第二阶段，“四项基本原则”被正式提出，将“解放思想”与“四个坚持”统一起来。当时的高层领导希望既保持理论探索的活力，同时将思想的力量有效地纳入现代化建设的轨道，推进改革的同时避免失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