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林海雪原》(1957)主要依据作者曲波所在部队(牡丹江军区二支队二团)1946年冬的剿匪史实所撰，小说所叙土匪也多采自现实中的北满土匪。近年来，随着谢文东、崔明远、马希山等人抗日事迹的逐渐披露，不少读者深感小说对这些历史人物的叙事处置是不公正的。作为研究者，笔者则更为其内含的悲剧性而深感震撼，同时也叹息于当代文学的无力：实则这些“豪杰之士”的动荡人生及其所涉及的宽广社会内容和人性复杂性，足以催生一部类似于《静静的顿河》的史诗巨著，但《林海雪原》却活生生地将之处理成了喜剧。然而，真要以此批评仅有小学文化水平且和“民族叛徒谢逆文东股匪”①直接战斗过的团副政委曲波，同样不太公正。故有实际意义的研究仍然在于，现实中这些“乱世豪杰”的悲剧性本事是如何被小说删除、增补并最终“颠倒”为喜剧性故事的？对于这种为了形成某种“对于过去的叙事性组织”而“无可避免地对那一过去造成损害”②的问题的研究，不但涉及文学史上不同类型反面人物的叙述“成规”，而且也牵涉到当代文学内部不同文学传统和文学成分之间的“摩擦”甚至竞争。 英国学者贝思飞对中国土匪问题有着迷人的兴趣。他认为，“(中国)公众心目中的土匪形象很大程度受到报刊和历史书籍的片面报道的歪曲，普通的匪帮被认为是嗜血成性的恶魔”，而这不过是持有权力者“希望维持的形象”，而在土匪“残忍的外表后面常常可以发现一个比通常认识的更为复杂的人”。③应该说，这是比较妥帖的意见，受到万千读者喜爱的《林海雪原》就明显有“片面报道”和“歪曲”的特征。小说中的座山雕、谢文东、许大马棒、蝴蝶迷、定河道人等土匪往往集残暴、淫荡、狡诈于一身。但考之地方文史资料，这些土匪的真实经历无疑“比通常认识的更为复杂”。所谓“更为复杂”，并非指他们全是与小说相反的道德英雄，而是指这些土匪无论善恶，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包括情欲、感情、愿望、认识的独立而特殊的世界”。④遗憾的是，由于土匪自己不能忝身于叙事实践，所以在作为“斗争的过程”的历史记述中，他们不可避免陷入“失败者买单”的尴尬处境，在“一些群体直接地或间接地”“牺牲另外一些群体”⑤赢得“历史”的过程中成为“被牺牲者”，从而“失掉”自己真实的声音甚至经历。《林海雪原》不过是其中一例。那么，在小说之外，真实的谢文东、座山雕等有着怎样“复杂”的个人历史与生存逻辑呢？ 一般而言，与文人想象中的杀人越货、快意江湖不同，民国时代真实的土匪生涯是动荡不安、被社会排斥和高死亡率的。故一个人之成为土匪，往往有着情非得已的压力。这些压力(或动力)来自经济、阶级、民族等多个方面。其中，经济起因最为普遍。对此，蔡少卿、贝思飞持相似看法：“(土匪)来自农业社会，是农村社会周期性饥馑和严重的天灾、战争等的直接产物”，⑥“土匪活动是对超出通常能够忍受的贫困水平的反常环境做出的反应”。⑦民国以来，因此类“反应”而产生的土匪数量庞大，匪患肆虐，仅“1930年，土匪人数的保守估计为2000万左右”⑧。北满土匪也多有类似起因。不过，这种出于经济压力而产生的适应性行为，主要还是就一般土匪而言，而“匪首参与这一活动并非由于暂时的或经常的贫困”，⑨如座山雕、谢文东在投身为匪前都是家境殷厚之辈。尤其谢文东于1934年在依兰县土龙山起事时，已经富甲一方，不但有庄园式的房子，且有近百垧(1垧为15亩)土地。这样的富家或大地主之选择土匪生涯，显然不仅在于经济压力。从史料看，座山雕(本名崔明远，年轻时入赘张家又改名张乐山)上山为匪，与比较朴素的阶级正义有关：“崔明远因从小受过穷，自己继承老岳父的家产，过上富裕日子以后，经常拿出钱物救济穷苦人家”，“崔明远最瞧不起的就是那些靠剥削穷苦人而过着腐化、奢侈生活的地主大户，总免不了说些鸣不平的话。这时，‘弟兄们’煽风点火：‘三爷干脆我们也组织起来，去偷抢他们的东西。’因此，崔明远便把一些穷苦人纠结起来，自任头目，经常在晚上偷抢那些富裕大户的东西”，“日本人侵略东北以后，崔明远便带着一帮弟兄长期‘占山为王’”。⑩而谢文东成为日军头痛万分的“北满巨匪”，既是依兰民众经济反抗的结果，又是民族反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34年1月，日本关东军决定为日本移民开拓团进一步拓展土地，他们在土龙山地区以每垧地一块钱的所谓地价强行向土地持有者进行征购。按当时依兰县的土地价格，每垧熟地约100元左右，这就等于日本人在无偿向中国人抢掠土地，当地的农民和地主都纷纷起来抵制，但日本人开始强行收缴地照”，“同时决定没收各户的枪支，这无疑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在民族压迫的深重苦难中，大家感到只有走武装反抗的道路”。(11)1934年3月8日，时任土龙山区第五保保董的谢文东聚众2000余人暴动，震动东北。谢文东将这支队伍取名“抗日民众救国军”，并将自己庄园付之一炬，由此开始了与日军激烈、艰苦的战斗。此后，这支部队被改编成东北抗联第八军(李华堂部被改编为第九军)，谢本人也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是《林海雪原》所叙诸匪的部分“前史”及其经济、阶级和民族的逻辑。遗憾的是，曲波对此未著一笔。故不少读者知此内情后对小说产生了强烈不信任感。不过，倘若据以上材料将谢文东、李华堂等目为与杨靖宇、赵尚志一样的民族英雄，又不免是缺乏历史眼光。谢文东等与杨靖宇等的区别，不仅在于“一失足成千古恨”与壮烈殉国的区别，而更在于革命信徒与裴宜理所谓“乡村豪杰”(village aspirants)的区别。革命信徒将民族与阶级视作逾越自身生命的价值，“豪杰之士”亦投身民族/阶级反抗，但较之“强化其自身地位的欲望”和“指望从比自己原先所在的村子更宽广得多的世界中获得荣誉和影响”，(12)这种正义追求最终是屈居次席的。这意味着，尽管同是抗日但二者生存逻辑仍然不同。“豪杰之士”到了最后时刻往往还是“现实主义者”：谢文东最终放弃抵抗，座山雕亦曾与日本人会面商谈投降事宜。不过，作为“豪杰之士”，谢文东、李华堂等即便投降后也未完全丧失其英雄情怀。据传赵尚志牺牲后，李华堂一见赵的尸体即号啕大哭：“司令啊，你也这么着了吗，你也这么着了吗？”亦因此故，李、谢二人投降后，都选择了退隐闲居，直到东北光复。 亦因为本质上是“豪杰之士”而非信徒，谢文东、马希山等在1945年后国共内战中的人生选择虽然令人惋惜，却是其生存逻辑的必然。“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这种代代不易之则，使谢文东等迅速在日本人投降后的权力真空中卷土重来，并随后选择国民党阵营。对此，现有官方史料以“政治反动”目之，其实不完全准确。谢文东等选择国民党，主要不是因子政治信念，而更多是利益考量。这涉及两层。其一，是匪首投身土匪生涯的传统动机。以劫掠为生本来就不是“豪杰之士”的人生目标，甚至阶级和民族也不构成其信仰。那么，他们更隐秘的内心指向何处呢？对此，裴宜理分析说：“由于国家通常构建最完善的权力范围，野心勃勃的土匪要改变这一运作方式是不容易的。政府吸收匪首参政在传统中国为常见之事。以官职相许的‘招安’之策为历代政府所采纳，以至于许多匪首都把违法事业视为加官晋爵的捷径。流行小说《水浒传》可谓尽人皆知的典型范例；招安现象如此见惯，难怪有民谣说‘要当官，拉大杆(即当土匪)’。”(13)事实上，东北近代史上这种“把违法事实视为加官晋爵的捷径”的现象屡见不鲜，“光绪年间辽西地区一些胡匪，如张景惠、张作霖等人由匪到官的过程，成为东北胡匪仰慕的典范”。(14)而要“复制”张作霖式的成功，谢文东等当然要集聚人马向当时代表中央的国民党军纳上“投名状”。因此，尽管曾经担任过抗联军长，谢文东、李华堂还是明确选择了与共产党作战。据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