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斯卡皮曾经指出:“如同作家心目中会创造出读者的形象一样,读者心目中也会创造出一个作家的形象。……文学交流要以双方创造的神话为先决条件。”①20世纪80年代中国小说潮流的更替,与一次次阅读热中读者的阅读期待直接相关。伤痕小说的出现,与“文革”中遭受磨难急需心灵抚慰的读者期待相吻合;知青小说以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及其亲朋好友组成的庞大读者群为基础;改革小说直面社会焦点,与读者大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虽然从数量上远远赶不上上述小说潮流的读者,但是先锋小说的生成,同样离不开读者的阅读期待。这个以青年学生为中心的圈子化的读者群,具有特殊的“时尚”色彩。相比其他小说潮流,先锋小说更需要专业读者的批评阐释。青年批评家通过专业阅读行为,对自己的文化象征权力进行了想象性表达。以阅读为中介,圈子化的青年读者呈现了对自身在改革进程中的历史位置的判断和他们的文化焦虑。 一、青年学生的阅读“时尚” 读者对文学思潮的影响是很容易被忽略的。事实上,从文学生产的角度看,文学思潮的涨落是随着读者接受心理和接受方式的转变而发生变化的,在此意义上,文学史就是文学被读者接受的历史。在娱乐活动相对匮乏的20世纪80年代,阅读成为人们一项非常重要的日常活动。由于社会生活的均质化和文化分层的单一化,读者的阅读接受心理有着很大一致性。读者群研究在文学生产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随着高度意识形态化的阅读大一统格局逐渐被打破,信息封闭带来的阅读饥饿感很快释放出巨大能量。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文学阅读热潮中,既有言情、武侠、侦探等通俗文学热,也有与“哲学热”、“美学热”、“心理学热”相伴出现的西方现代文学热。在阅读热潮中兴起的青年读者群,以不同方式影响到作家的创作。伊泽尔认为作家创作时会自觉不自觉地考虑“隐含读者”对作品的接受,写作过程就是与“隐含读者”进行对话的过程。“本文的每一个具体化都表现了对‘隐含的读者’的一种有选择的实现”。②“隐含读者”实际是作家在文本结构中预期的读者阅读能动性。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一般会有对预期读者接受状况的估测,会考虑作品是与哪些读者交流获得意义和价值的,进而使自己的作品与读者的审美心理和知识结构相互对应。多数作家的创作,“隐含读者”贯穿了从构思到完成的整个过程。 读者群的心理倾向和行为特征,他们的价值观和阅读方式,是理解一个时代文学的重要因素。王晓明曾经用过“青年知识分子族”的概念,指出:“80年代以来的许多文化、经济乃至政治现象,都与这一‘族’人有关。”③这个群体大多有着长期的基层生活经验,接受过大学教育,对“文革”式的意识形态普遍厌弃,同时身上有明显的理想主义激情和经世济国的抱负。他们对现代世界充满好奇,但了解并不系统和深入,所以特别渴望研究各种最新的学说和理论,培养自己在改革大潮中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在当时,“文学家地位之崇高,其风头要远远压过今日的比尔·盖茨。”④因此,其中的青年学生读者群,很自然以文学为纽带构建起一个非常有效的交流网络,对文学思潮的生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20世纪80年代青年学生群体对文学有着高度热情,无论是在文科院系还是理科院系,绝大多数青年学生,都有过文学发烧友和业余写作的经历。课外阅读尤其是文学阅读,在青年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一份针对北京大学文科、理科、外语等不同专业,包括二十多个系的调查显示,本科生课外阅读占总借阅量的1/3到1/2,其中文学在学生课外阅读内容中所占比重:理科生为75%,文科生为85%。⑤阅读文学作品成为青年学生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上海十几所大专院校学生的调查表明,课外阅读几乎成为大学生扩大知识面的主要途径。每天阅读时间不低于一小时的达到66.1%。在“请推荐您最喜欢的五本书”的调查项目中,学生们共推荐了279本各类图书,其中外国小说占111本,中国小说占70本。⑥从阅读状况来看,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占绝对多数。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场中,青年学生形成一个个阅读群体。西方“现代派”文学正是在这样的阅读热潮中,成为富有挑战性的阅读“时尚”。 读者阅读接受状况和文学创作是息息相关的。据不完全统计,“在1977—1983级大学生中,尝试诗歌写作的不下十万人,各地高等院校有诗社近四百个”。⑦很多大学生在校期间被接纳为作协会员。马原回忆说:“当时辽大中文系收了5个班,共200多个人,分数都不低。我们班37人,所有人都是为了一个作家梦而来。”⑧上大学之前马原就已经写了近200万字的小说,同龄人中甚至有人写了2000万字。与之相应,青年学生的阅读量同样是惊人的。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喜好,必然会影响到作家的写作方式。他们对西方“现代派”的接受遭遇到的意识形态限制,加剧了青春期突破禁忌的文化冲动。同时,80年代的现代化方案一度整合了整个社会的民众心理,全国各地青年学生读者有很大的相似性。 正是在这样的接受情境中,出现了先锋小说读者群。这个群体和先锋作家的互动,构筑了先锋小说的接受网络。格非曾经描述过青年学生刚见到马原时的情景。1986年秋末,身穿绛红色风衣的马原走进华东师大,受到如饥似渴盼望的大学生的隆重礼遇。虽然很多学生是第一次听到马原的名字,但是文学社团的骨干分子们“早已将他视为真正的大师”。可以想见,在如遇神明般崇拜心理的暗示下,会出现什么样的接受效果。“许多人后来回忆说,尽管他们到底也没弄清马原那天下午都说了些什么,但无疑却得到了许多重要的启示:仅仅是一种氛围即可打开一扇尘封多年的窗户。”⑨格非略带调侃的叙述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即交流情境对接受者的控制和影响。那些渴望大师的文学青年并不在乎马原到底说了什么,或者说马原说了什么对于他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马原提供给大家的氛围和情境,触发了读者无限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