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时间：2014年10—12月 访谈地点：瑞典斯德哥尔摩——中国北京 人物：万之(原名陈迈平，笔名万之。旅居瑞典的中文作家、翻译家、出版人) 白亮(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教师) 白亮：万之老师，您好！非常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访谈。这次讨论，主要想请您谈谈“中国当代文学在瑞典”翻译与接受的基本情况、现状与新的形势。我们希冀透过这一文化实践的讨论和分析，了解中国当代作家、作品在瑞典的翻译与接受的大致状貌，以及与此相关的诸如历史传统、现实拘囿、文化差异、国际环境、海外读者反响和传播效果等一些基本问题。我想作为一位曾密切参与过中国八十年代文学进程的作家，也作为一位在瑞典生活多年的翻译家和出版人，您丰富的经历、独特的视角会对历史场域的具体情形和现场氛围的细部情况进行精彩的解说。 万之：首先感谢你的导师程光炜教授和你邀请我做这个书面访谈，因为我到海外后，与国内的中文文学研究者接触和交流有限，机会不多，所以通过这个访谈，我能了解到你们的见解和想法，对我也非常难得。 在谈“中国当代文学在瑞典”翻译与接受这个话题之前，我想先进行一下说明，在谈文学时，我现在倾向于把“中国”改成“中文”，把一个政治范畴的用语改为文学和文化的用语。这样眼界可以拓宽许多，在讨论范围上还可以包括海外的中文文学在内。比如说，我在谈“中文”当代文学在瑞典翻译与接受这个问题时，可以包括已经定居海外的中文作家如北岛、杨炼和马建的情况，也可以提到台湾中文作家诗人杨牧或小说家林海音作品在瑞典翻译出版的情况。 白亮：您将“中国”置换为“中文”，侧重谈“中文(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与接受，是一个有意思的切入点。在我看来，除了您刚才提到的政治和地缘因素外，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或因为历史的关系，或因为文化的关系，也或因为以上种种兼而有之的复杂关系，会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呈现出各不相同的传播和接受面貌。基于此，我们希望进一步在具体国别及对象上展开讨论。那么，请您先谈谈中国文学在瑞典译介与传播的历史脉络。 万之：关于中文文学在瑞典译介和传播的历史脉络，我推荐你和有兴趣的读者去查阅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跨文化对话》第二十一辑“中国—瑞典文化专号”。这套丛书由北大教授、比较文学研究会会长乐黛云和法国学者李比雄主编，南京大学教授、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钱林森执行主编，注重中国和其他国家文化的交流、对话和比较，其中包括多部按国别编辑的跨文化对话专辑，如中法、中意、中德、中日专辑等。中瑞专辑的特约编辑正好是我。在这本专辑中，收录了三十多篇中瑞学者专家的论文，比如书中有我撰写的一篇介绍瑞典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丁松如何受到中国道家思想影响的文章。这些文章回顾了中瑞三四百年来的文化交流史，涉及文学、考古、历史、出版等很多方面，资料非常丰富，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从另一个层面讲，这些丰富的材料非常能说明瑞典对中国文化有着特殊的兴趣，而且还是由来已久的。 我还要特别强调的是，在这本专辑中，瑞典汉学家、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主任罗多弼教授的论文“瑞典汉学：过去、现在和未来”，对你提到的历史脉络有着比较清晰而概括的介绍和分析。罗教授把历史脉络划分成为几个阶段，又根据各阶段汉学家代表人物的学问和兴趣特点，说明“汉学”这一概念在瑞典也被不断拓宽：早期的著名汉学家高本汉专注研究古代经典文本，是真正的汉朝及汉朝之前的“汉学”；高本汉的弟子马悦然从研究古代经典发展到对现当代文学的翻译介绍；罗多弼又是马悦然的弟子，他们这代汉学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即中国“文革”时代开始学习中文的，不仅把瑞典“汉学”的内涵和外延更加拓宽，而且重点也从古代转到了当代，包括当代文学，甚至包括了当代通俗文学的研究(比如与罗多弼同时代的汉学家盖玛雅就完成了专论中国相声艺术的博士论文)。 与上述这些历史脉络对应的还有中文文本的译介，这同样也经历了一个从古代到现代再到当代的转变过程。在最早阶段，译介的主要对象是中文古代文本，比如瑞典文译著中就有《道德经》(译者是一个从瑞典到中国的传教士)等古代文献。到马悦然阶段，虽然他翻译过唐诗，以及《水浒传》和《西游记》这样的古典名著，还重译了《道德经》等古籍，但因为中文教学需要，他的视野也逐渐转往现代和当代，比如六十年代他翻译过毛主席诗词，八十年代他出任欧洲汉学协会首任会长后，主持了翻译项目《中国现代文学1900-1949》，其中包括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四卷(不过，这都是之前已翻成英文的作品)。特别是一九八五年，他被遴选到诺贝尔文学奖评奖机构——瑞典学院当院士之后，担负起一项重要任务，即帮助瑞典学院了解中文文学并物色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于是更重视在世的作家特别是当代中文文本的翻译。比如他自己翻译了沈从文的作品《边城》，据他自己说，如果沈从文一九八八年不辞世的话，“肯定”很快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因为这个奖不授予已经去世的作家，所以沈从文之后，马悦然转向更年轻且活跃的当代作家。这一阶段，他翻译了北岛、顾城的诗歌，李锐的小说《厚土》《银城》《无风之树》等，以及曹乃谦的短篇小说集《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等等。据说，马悦然翻译的诗人和作家往往都被看作竞争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人选。 在历史脉络中，一九九○年是一个重要年份，这不仅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而且这一时期使得斯德哥尔摩一度成为中文当代文学在海外译介与传播的中心之一。因为它标志着瑞典汉学的重心继续从古代往当代大步地移动，而中文当代文学的译介范围也不断拓宽。现在看来，这里面包含着很多因素，比如罗多弼教授在这一年接替马悦然出任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主任是其中之一。罗教授本来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已不局限于古典的“汉学”)，虽然几乎不翻译中文文学作品(只翻译过张天翼的一篇小说和冯至的一些诗歌)，但他对当代文化和政治非常有兴趣，也写过介绍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的著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们一起在斯德哥尔摩操办过很多有关中国话题的大型国际会议，请过很多有中国背景的学者和汉学家来斯德哥尔摩，讨论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问题，其中自然也包括大陆的中文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