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于个性特征的文学报刊，是组织文学社团、形成文学流派必需的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说，报刊在为知识分子提供发表园地的同时，也以其大众传媒的运作方式深深影响着文学的传播、阅读以及作家的生存和交往方式等。但在1949年后“一体化”的文学体制下，带有同人色彩的报刊在一段时期内是不允许出现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当代文学流派的干涸与消匿，与同质化的期刊生态环境有着很大关联。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说法也多少抹杀了当代文学“一体化”进程中诸多话语成分互相渗透、调整、博弈的过程。就报纸副刊而言，主编多由政治上可靠的共产党员负责，但是每个人在文学观念和审美趣味上存在着一定差异，使得“当代文学在所谓‘一体’的内部暗涌着不同的文学成分和话语方式，甚至埋下了流派‘萌芽’的可能”①。 “荷花淀派”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跨时代”的文学流派，其形成、发展、变迁与孙犁及其主持下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为表述方便，下文简称《文艺周刊》)息息相关。正是由于孙犁文本的优秀示范及其以《文艺周刊》为园地对青年作者的悉心培育，才使得“荷花淀派”渐成气候。然而当下的研究对“荷花淀派”的发表重镇——《文艺周刊》观照不足，只是作为背景被简单地提及，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研究缺憾。本文主要以1949-1966年的《文艺周刊》为考察对象，通过具体的定量分析对“荷花淀派”的发展与零散轨迹做一些探隐发微的工作，同时借由对孙犁具体编辑实践及办刊理念的考察，细致地探究其对“荷花淀派”文艺的影响与塑造。 《文艺周刊》创刊于1949年3月24日，是《天津日报》的纯文学副刊。1948年12月，孙犁与郭小川、方纪等人赴天津筹备《天津日报》的创刊工作。1949年1月17日《天津日报》创刊，该刊由《群众日报》《冀东日报》合并组成，黄松龄任社长，王亢之任副社长，朱九思、范瑾分别任正、副总编，编委有邵红叶、郭小川、方纪、孙犁等人。《天津日报》自创刊起，每期都有综合性副刊。在副刊出到第50期的时候，编委会决定增出一个纯文艺副刊——《文艺周刊》，为此于1949年3月16日下午召开了“文艺座谈会”，出席者有方纪、鲁藜、荒煤、田野、芦甸、王林、李克简、杜宾礼、韩维正、商展思等。方纪说：“过去旧的文艺周刊往往是几个人的小园地，我们所以没有一开始就搞，也是害怕弄成那样。现在副刊已开始和天津的群众建立了联系，有了搞文艺周刊的基础，因此，这个文艺周刊也应该是群众性的。在这个周刊上，我们是预备把一些反映人民生活更真实、更深刻的作品集中起来，在新文艺理论的建设上，要把毛主席提出的文艺方针具体地加以贯彻。”②《文艺周刊》是省级党报副刊，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其在建国初期“反映政治，但不紧跟政治”的办刊姿态以及对“荷花淀派”潜移默化的形塑，在当时的党报副刊中别具一格，尤其是对“荷花淀派”文艺的大力扶持与悉心培育，使得社会主义时期文学流派较为干涸的河床涌现出涓涓细流，这一点弥足珍贵。 《文艺周刊》在“同质化”的期刊环境中所做的这种可贵努力，与其灵魂人物——孙犁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孙犁虽然不是《文艺周刊》的总编，但却是它的实际掌舵者。③《文艺周刊》在办刊理念及选文标准上都不同程度地带有孙犁的个人风格。孙犁向来以文学队伍中的一名“散兵”自居，他喜欢“有生活、有感受，手法通俗，主题明朗，切切实实的文艺作品”④，而不追求《文艺报》孜孜追求的“思想性”和“战斗性”，只是老老实实与习作者讨论怎样观察、怎样描写、怎样遣词造句以及怎样形成风格等技术话题。他将这种文学理念践行到具体的编辑实践中，尽自己最大努力为文学新苗营造了一种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在孙犁主持刊物期间(1949-1956)，《文艺周刊》基本没有参与到大的政治斗争中去⑤，无论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还是对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抑或是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文艺周刊》大多是蜻蜓点水、一带而过，这在当时的期刊环境中尤为难得。当全国很多刊物都展开对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群众性批判时，《文艺周刊》几乎没有一篇正式的批判文章，仅仅是在第135期转载了萧也牧发表于《文艺报》上的《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一文，简单加了“编者按”应付了事。萧也牧曾在《文艺周刊》上发表多篇作品，如《追契》(第21期)、《“腊梅花”及其他——文学学习笔记之一》(第32期)、《“我等着你”》(第38期，后来改为《海河边上》)、《识字的故事》(第61期)等等。1949年后，中国报纸、期刊等大众媒介在每一次批判运动中都扮演着富有攻击性的角色，且一般来说如果一个文本受到批判，发表该文本的报刊必须迅速做出反应和检讨。在批判《我们夫妇之间》时，姜素明就指责《人民文学》“对于文学创作中如此重大的思想斗争事件”完全不过问⑥，随后《人民文学》编辑部立马展开了自我批评，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文艺整风学习和我们的编辑工作》。相比较而言，《文艺周刊》只是转发了《文艺报》上萧也牧的自我批判，加了“编者按”应付交差，并没有上纲上线为文艺批判运动的扩大化推波助澜。 此外，在1954年全国开始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时，《文艺周刊》先后刊出了20多期，从未发表任何涉及此次批判运动的文章。孙犁十分欣赏《红楼梦》的现实主义，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也很赞赏。1959年曾为《铁木前传》绘制插图的画家张德育拜访孙犁，“我们短暂的面对面谈话，孙犁先生一直慢声细语，但当说到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这一问题时，他猛地一挥手，大声吼道：‘打不倒！’慷慨激昂、振聋发聩”⑦。平心而论，孙犁并没有越过体制的边界，但他反对文艺作品紧跟政治运动的浪头，反对文艺单纯配合政治宣传甚至沦为政策的传声筒。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孙犁这样说道：“什么是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我这么想，既然是政治，国家的大法和功令，它必然作用于人民的现实生活，非常广泛、深远。文艺不是要反映现实生活吗？自然也就要反映政治在现实生活里面的作用、所收到的效果。这样，文艺就反映了政治。政治已经在生活中起了作用，使生活发生了变化，你去反映现实生活，自然也就反映出政治。……那种所谓紧跟政治，赶浪头的写法，是写不出好作品的。”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