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①。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件，史称“五四指示”。这个指示首先指出：在山西、河北、山东、华中“各解放区”，有极广泛的群众运动，广大群众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中，“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群众热情极高，在群众运动深入开展的地方，“基本上解决了或正在解决土地问题”。“五四指示”接着指出：面对“各解放区”群众的此种行为，“一部分汉奸、豪绅、恶霸、地主”发出了骂声；一些“中间人士”也表示了怀疑；就是在中共党内，“亦有少数人感到群众运动过火”。 “五四指示”一开始就提出了面对群众直接从地主手中夺取土地的行为，党应该怎么办的问题，而之所以出现“怎么办”的问题，是因为直接剥夺地主土地，意味着中共中央的土地政策和政治路线发生剧变。抗战时期，中共在自己的占领区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减租减息，前提是承认地主对土地财产的所有权，而剥夺地主土地财产，则意味着对地主地权财权被否认，意味着中共又恢复了“土地革命时期”的土地政策和政治路线。这当然是极其重大的变化。 怎么办？“五四指示”做出了很肯定的回答： 各地党委在广大群众运动面前，不要害怕普遍地变更解放区的土地关系，不要害怕农民获得大量土地和地主丧失土地，不要害怕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剥削，不要害怕地主的叫骂和诬蔑，也不要害怕中间派暂时的不满和动摇。相反，要坚决拥护农民一切正当的主张和正义的行动，批准农民获得和正在获得土地。对于汉奸、豪绅、地主的叫骂应当给予驳斥，对于中间派的怀疑应当给以解释，对于党内的不正确观点，应当给以教育。 各地党委必须明确认识，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节。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放手发动与领导群众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并依据下列各项原则，给当前的群众运动以正确的指导。 在要求各地党委遵循的“各项原则”中，第一条是：“在广大群众要求下，我党应坚决拥护群众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② 五月五日，毛泽东对“五四指示”做了审订并致信刘少奇：“此件略有增减，请酌”；“可用中等密码发出”；“关于宣传事项(不要谈土地革命等)请草一简电”③。中共中央随即发出了“五四指示”。虽然实质上恢复了“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但为了不给外界过于强烈的刺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这一次没有用“土地革命”的名义，而称为“土地改革”。五月十三日，刘少奇遵照毛泽东的指示，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暂不宣传改变土地政策的指示》。这个“指示”共三条。第一条是强调“实现土地关系的根本改变”对于“巩固解放区”、对于“反对国民党的政治进攻和军事进攻”是极其必要的，同时也是“正当与正义的”。但是，“暂时不要宣传农民的土地要求”，不要宣传土地政策的改变，不要宣传“解放区”的“土改运动”，“以免过早刺激反动派的警惕性，以便继续麻痹反动派一个时期，以免反动派借口我们政策的某些改变发动对于群众的进攻”。紧接着是： 二、为了拥护当前的群众运动，各地报纸应当尽量揭露汉奸、恶霸、豪绅的罪恶，申诉农民的冤苦。各地报纸应多找类似白毛女这样的故事，不断予以登载，应将各处诉苦大会中典型动人的冤苦经过核对事实加以发表，以显示群众行动之正当和汉奸恶霸豪绅之该予以制裁。在文艺界应该鼓励白毛女之类的创作。④ 中共中央在决定开始“土地改革”时，把《白毛女》树立为文艺创作的样板。《白毛女》后来产生那样大的影响，与此当然有很大关系。一九四六年五月，“土改运动”即在中共的“各地解放区”轰轰烈烈地展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土改运动”更在全国范围内锣鼓喧天地进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土改运动”中，“新歌剧”《白毛女》——演再演。《白毛女》虽是歌剧，却能在理论上证明“土改”的刻不容缓和合理合法。同时，《白毛女》因为是歌剧，更能在感情上起着动员作用。在“土改运动”中，“动员”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中共中央高度重视这项工作。需要动员广大农民起来与地主算账、从地主手中夺取土地财产，也需要动员其他人员、包括城市中的市民、知识分子认同“土改”、支持“土改”。而文艺作品是情感动员的绝佳方式。中共中央虽然十分重视文艺的政治功能，但在中央文件中明确将某部文艺作品树为标兵的情形，却很罕见。抗战结束后的“土改”，对于中共来说，意味着历史的重大转折。“土改”能否成功地推进，关乎中共的生死存亡。而《白毛女》能在“土改运动”中发挥独特作用，所以受到中央的如此推许。 刘少奇是在强调“诉苦”的必要时提及《白毛女》的。作为中共领导人之一，刘少奇看重的是《白毛女》中的“诉苦”内容，看重的是其控诉功能。刘少奇以中央的名义发出“应该鼓励白毛女之类的创作”的指示，自然会导致“诉苦文学”的兴盛。“诉苦”，不仅仅在“土改”题材的创作中几乎成为必备的内容，也不仅仅在“土改”时期的创作中普遍存在，在“土改”结束之后，“诉苦”仍然是文艺作品的常见内容。可以说，《白毛女》出现后，“诉苦”成为中国文学的一种传统。 《白毛女》真可谓应运而生之作。《白毛女》成为样板、标兵，并对此后文艺创作产生巨大影响，与它出现于一九四五年春的延安，有极大的关系。如果早出现几年，出现在中共还不可能改变土地政策的时候，《白毛女》不会受到中共顶层的高度重视；如果晚出现几年，出现在“土改”已顺利展开之后，《白毛女》的政治意义也不会那么突出。出现在延安，所以能够立即进入中共顶层的视野，这一点也并非无关紧要。《白毛女》还有一层幸运之处，那就是问世于中共七大召开期间。它的首次演出，观众是毛泽东等党的领袖和参加七大的代表。它不需要经过一个从下往上产生影响的过程。中共中央在对“土地改革”进行顶层设计时，把《白毛女》纳入了计划之内，或者说，把《白毛女》作为了一块材料，这使它一开始就占据了政治影响和文化影响的制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