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1907年，林纾与其合作者接连汉译了以“孝”命题的《英孝子火山报仇录》《孝女耐儿传》《双孝子噀血酬恩记》，后来又有《孝子悔过》(1916)、《孝友镜》(1918)①，还有一部未刊译作：《孝女履霜记》，至于他在译作的序跋中将“孝”之赞誉一厢情愿地派送给西洋人物主题之处，更是连篇累牍。 林纾为何在相对集中的两段时间如此煽情地致力于对西洋人物的“孝”之标榜？这成为我在进入正题前需要首先清理的一个外围问题。 一 “非孝”思潮的兴起 因为新文学史的宏大叙事，林纾五四时期作为反对派的首领，以小说和书信文章攻击北大新文化派“覆孔孟，铲伦常”之举，已为人们所熟知，但他竟会把翻译也纳入到自己的匡时卫道行为之中，恐怕非一般人所能料及。虽然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上发表《吾人最后之觉悟》断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但实际上，晚清时期“孝”之价值观已经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追求伦理的现代性在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维新运动中已经开启②。 康有为虽然认为在“据乱”之世，“当以小康义救今世”，“对于社会道德问题，皆以维持旧状为职志”③，在《大同书》中也言“立孝报德实为人道之本基也”④，但他把“有家”视为“人治之苦”，“害性害种”，并将“去家界”列为救苦九道之一，被梁启超一针见血地指出：“其最要关键，在毁灭家族”，将其对中国传统伦理的冲击力喻为“其火山的喷火也，其大地震也”⑤。康有为也因此被当今学者看作是“中国第一位能比较清醒地认准封建孝道阴暗作用的思想领袖”⑥。被誉为“维新运动《圣经》”的《仁学》作者谭嗣同，更因“自少至壮”深受继母虐待，“遍遭纲伦之厄”的个人经历，以切身之痛控诉“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直斥“三纲”“明创不平等之法”，大声疾呼“冲决伦常之罗网”⑦。 特别是，至20世纪初，旨在推翻清朝，颠覆专制，建立中华共和国的“大言”革命高涨⑧。邹容的《革命军》痛斥自秦汉以后，“老师大儒，所以垂教万世之二大义，曰忠，曰孝”，不过“中国人造奴隶之教科书也”；“中国人无历史，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史，实一部大奴隶史也”⑨。其时与革命相互激荡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更激烈地以“家庭革命”、“祖宗革命”、“三纲革命”相号召，认为“支那人生平最早所遇不合公理之事，未有如崇拜祖宗者也”⑩，甚至决绝地断言：“去强权必自毁家始”，“欲得自由，必自毁家始”，“必家毁，而后平等可期”，“必家毁而后进化可期”(11)。由此形成了以维新派引其端绪，革命派推至极端，《新青年》同仁汇为大流的“非孝思潮”。林纾在历史的两个关节点上，以自己的译作大张“孝”之旗帜匡时卫道，他以翻译之名，做了哪些文章？如何将西洋小说改为洋孝子孝女的故事？其契机、目的，及其内在理路，有必要进一步加以细究。 二 “不类而类”的翻译策略 1901年冬，林纾以布衣受聘金台书院(12)讲席而入京，并担任五城学堂(13)汉文总教习。1906年他又被京师大学堂聘为预科和师范馆经学教员，进入国立教育机构，讲授纲常伦理修身和国文课程。尽管林纾一向自称“布衣”，但以其大半生非科举应试，即传道授业的身份来说，虽未入仕，判其为“业儒”也并不为过。这从林纾根据京师大学堂和实业高等学堂、五城中学堂讲稿，编撰出版的《修身讲义》可见一斑。在该作之《序》中，林纾开宗明义，他是遵循张之洞执掌学部时，给各校的旨令，“以儒先之言为广义，逐条阐发，以示学生”(14)，择取夏峰先生(孙奇峰)《理学宗传》中诸贤语录，诠释讲解，积而成帙。之前，1907年出版的《小儿语述义》，其体例一致，也当是贯彻这一儒家纲常教化方案的产物。除教学之外，林纾还自陈要“多译有益之书以代弹词，为劝喻之助”(15)，也是他自觉地行使教化之责的行为。当西方小说不足以达其匡俗诲世之旨时，就不惜“稍为渲染，求合于中国之可行者”(16)，而渲染不足以明其志时，更以序跋“自道其所希冀”(17)。 林纾进京不久，偶得美国增米自记、亚丁编Jimmy Brown Trying to Find Europe(直译当为《吉米·布朗找寻欧洲》)。该作被林纾译为《美洲童子万里寻亲记》，虽未径以“孝”命题，但显然开启了他要以洋孝子孝女故事“教孝”，“笃志卫道，匡时弗懈”的思路。 小说讲述的是吉米(林译增米)父母去欧洲游历，将其寄寓在新婚的姐姐家中，以让吉米就近入学，但未能预料吉米在姐夫家不仅受其虐待，并因其私吞学费而不能读书，于是伙同孤儿密克出逃，历经千难万险去欧洲找寻父母的故事。由此可见，该小说与中国式“但向子职当尽处求索”(18)之“孝”道，并无太多的关联，吉米寻亲是向父母寻求保护，而非力尽孝道之举。但在译序中，林纾将这一洋万里寻亲记与中国二十四孝中朱寿昌去官寻母、明朝周蓼洲之公子奔其父难的万里寻亲记并举，以突出中西孝子道同，“父子天性，中西初不能异”的识见。从林纾为该作所写的《序》可知，他早已耳闻前所介绍的“方欲废黜三纲，夷君臣，平父子，广其自由之涂辙”的“一时议论”，其汉译及序论正是他自恃证据确凿的回击。如他铿锵有言：“若必以仇视父母为自由，吾决泰西之俗万万不如是也。余老而弗慧，日益顽固，然每闻青年人论变法，未尝不低首称善；惟云父子可以无恩，则决然不敢附和。故于此篇译成，发愤一罄其积。”(19)显然是仅此一举还不足以尽泄其积愤，于是才有了一而再、再而三的洋“孝友镜”系列译作及其序跋的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