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16)01-0015-10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16.01.002 鲁迅晚年多病。1935年末，鲁迅写了一篇杂文《病后杂谈之余》，副标题就叫“关于‘舒愤懑’”。我以为，“愤懑”二字可以较为准确地概括鲁迅晚年的心态。从医学的角度来看，人身体不适无疑会对情绪产生负面影响，但毫无疑义，恶劣的心态肯定又会加剧病情，并且使脾气越来越坏。这就叫恶性循环，在鲁迅安葬式上，萧军曾发表简短演说：“鲁迅先生的死是他的敌人迫死的——是他的敌人要他死。他现在已经死了，难道他的敌人就胜利了吗？”①萧军这番话，虽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也有助于了解鲁迅晚年腹背受敌的状况。对于鲁迅而言，最使他痛心的并非正面之敌的刀斧，而是友军从背后误射的流弹。1936年7月17日，他给远在莫斯科的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写了一封信，谈到当年3月和5月两次生病，并说：“所谓小英雄们，其实又大抵婆婆妈妈，令人心绪很恶劣，连写信讲讲的勇气也没有了。……当病发时，新英雄们正要用伟大的旗子，杀我祭旗，然而没有办妥，愈令我看穿了许多人的本相。本月底或下月初起，我想离开上海两三个月，作转地疗养，在这里，真要逼死人。”②信中所谓“小英雄们”“新英雄们”，系指“国防文学”口号的倡导者；“杀我祭旗”，是指鲁迅对这个口号持异议之后，对方冠鲁迅以“不理解基本政策”“破坏统一战线”的罪名。这就是鲁迅在“两个口号”论争期间的真实心境。 提出“国防文学”口号 从1935年秋至1936年秋，即鲁迅去世的一年前，上海左翼文化界发生了“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论争，使病中的鲁迅更加大感到气闷。 在中国，最早提出“国防文学”口号的是周扬。1934年10月2日，他以“企”(“起应”的谐音)为笔名，在上海《大晚报》发表了《“国防文学”》一文。不过，这篇短文主要是介绍苏联的一个创作流派“国防文学”(Literature of Defence)——“它的任务是在于防卫社会主义国家，保卫世界和平。它揭露帝国主义怎样图谋发动战争，怎样以科学为战争的武器”。其代表作是描写日俄战争的历史小说《对马(Tsushima)》。当时上海发生了一·二八战事，义勇军正在东三省跟日本侵略者进行游击战争。周扬撰写此文的目的，是想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际，用“国防文学”作品作为拯救中国的一种特殊武器，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完全无关，所以后来周扬本人把这篇文章忘得一干二净。 1935年12月21日，左联作家周立波在《时事新报·每周文学》发表《关于“国防文学”》一文，一开头就提到一年多以前周扬提倡“国防文学”的那篇文章。不过，他并不是简单重复周扬的主张，而是在抗日救亡的新形势下，要把“国防文学”作为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面旗子，去团结汉奸卖国贼之外的一切中国文艺工作者。“在这样的简单的条件之下，国防文学的形式和内容却是无限多样，无限广阔的。它可以用一切小说，诗歌，戏曲，札记等等的形式，可以用《震动全球的十日》实录的体裁，更可以用济希(按，也译为‘基希’)的报告的手法，也可以用多斯，帕索斯的影片式的摄取，而‘纪念’一样的感性的追悼文章，更是学生运动的历史记录的最好例证。”“不但内地农民，义勇军，以及北平学生的壮烈的爱国运动是我们国防文学的内容，凡是反汉奸、反经济出卖，反对Intlation的任何文学，都有国防的作用。” 周立波具有多方面的文学才能，擅长写小说，也搞翻译和评论。他1934年底加入左联，同年底入党，跟徐懋庸、王淑明合编左联机关刊物《时事新报·每周文学》。他跟左翼的党团负责人之一周扬不仅是同乡，而且是周扬的族侄。显然，周立波这篇文章并非一时兴起，独抒己见，不仅体现了左联领导层的主张，而且反映了新形势下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政策的转变。 左联的领导机构叫中央文化教育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由于上海文化教育界地下党组织一度跟陕北党中央失去联系，于1935年10月重建一个临时性的“文委”，成员有周扬、章汉夫、夏衍、钱亦石、吴敏，并推举周扬为书记，抓全面工作，并兼任左联党团书记，章汉夫协助钱亦石领导社联及其所属团体，夏衍仍旧分管电影、戏剧、音乐，徐懋庸则是左联的行政书记，这种安排，都有待跟党中央恢复联系之后得到追认或调整。 大约在1935年10月，夏衍在史沫特莱处得到了一份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不是一般所说的《救国时报》)，上面转载了中共中央发表的《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由于签发时间是8月1日，所以简称“八一宣言”。这份宣言以党中央名义提出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政治口号。不久，于伶、周扬、苏灵扬等人又在上海南京路一家德国人开的“时代精神”书店买到了一本同年九月第三国际机关报《国际通讯》(英文版)，上面刊登了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内容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这些文件由“静”(田静)译成中文，约3万字，作为《第三国际七次大会文献》专辑发表在“文总”机关报《文报》第11期的副刊《研究资料》第1期上。这就成为了文委领导成员提倡“国防文学”的政治依据。同年11月，“文委”还收到左联驻国际作家联盟代表萧三的来信，明确提出解散左联。当然，这也不是萧三的个人意见，而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和康生的意见。“国防文学”口号提出之后，由于符合建立文学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而且简单明确，在文艺界得到了不少人的拥护。但有另一些人心存疑虑。因为“国防文学”是“国防政府”下面的一个口号，党内外有些人一提到“国防政府”就马上联想到执政的国民党政权，立即产生一种生理上的厌恶。就连远在东京的郭沫若也不肯轻易表示同意，觉得用“国防”二字来概括文艺创作恐怕不妥。鲁迅的反应更加强烈，他在广州经历过“四一五”政变，曾被那场“血的游戏”吓得目瞪口呆。他担心有些左翼作家可能要借统一战线之名立即放弃对国民党政权的斗争，甚至想到这个统一战线的新政权里去混个一官半职，从此由地下转入地上。鲁迅明确地对友人说：“要一下子将压迫忘记得干干净净，是到底做不到的。以为压迫会轻起来，那也是做梦！……”“我确是不容易改变。就算记住敌人的仇是一种错误罢，也就只好错误了。……不念旧恶，什么话！”③对于“国防文学”倡导者对这一口号的解释，以及在这个口号之下应运而生的“国防文学”代表作，鲁迅也秉持异议，甚至极度反感。比如，徐懋庸在给鲁迅的信中认为在统一战线中以“普洛”为主体是当然的，但这种主体作用应该体现在工作上，而不应该挂起明显的徽章，只以特殊的资格去要求领导权。而鲁迅却强调革命文学在文学界统一战线中不能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责任，而且要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又如周扬在《关于国防文学》一文中认为：“国防的主题应当成为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1936年6月5日《文学界》创刊号)。而鲁迅认为这是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主张，因为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的唯一条件是抗日，而不是拿以国防为主题的作品当作入场券。《子夜》《阿Q正传》一类作品都不是“国防文学”，但这并不妨碍写这类作品的作家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