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16)01-0017-09 最近一段时间，国家领导人鲜明突出地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1]，各地文艺界为实现这一创作导向，都采取了许多有力的推进措施。应该说，这一创作导向，是与当代文学研究界的某些学术走向相一致的：基于对社会现状与文学现状的不满，许多学者倡导“底层”文学写作，并试图以此重建文学的“人民性”。许多论著还向前追溯，到左翼、延安与十七年文学传统中为“底层文学”寻求可资借鉴的资源。这一学术走向，既令人欣喜又使人担忧：当我们从“历史”中汲取某种资源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不能违背历史的“真实性”，既不要美化历史，也不要把历史妖魔化。 毫无疑问，左翼、延安和十七年文学，是有着强烈的“人民性”的。在十七年的文学中，“人民性”被贯彻到文学生产、传播与消费的各个环节，在每个环节都突出工农兵的主体地位。从文学的基础设施与传播媒介为民所用的程度、文学与人民群众保持联系的程度、文学反映人民生活的广度和深度、读者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出身底层的作家在作家队伍中的比例等等标准来看，十七年文学的“人民性”追求，都取得良好的成绩。但由于过分强调文学的“政治性”和“党性”，在上述几个方面，都存在着某些不尽如人意的现象，文学的“人民性”曾经被扭曲和异化。其中的经验和教训，都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一 基础文化设施与传播媒介的人民化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满足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求，党和国家曾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建立了遍及全国的有线广播网、电影放映网、剧场传播网。各级广播电台大量播讲长篇小说、地方戏、广播剧、相声、曲艺、电影与话剧录音剪辑等，把文艺作品推向穷乡僻壤。通过制度的安排，电影放映队频繁“下乡”，到农村、林场、牧区等边远之地播放电影；不同级别的剧团定期“下乡”演出，把戏送到群众的家门口。在庞大的剧场传播网络的最底端，还发展了大量半工半艺、半农半艺的业余剧团，在活跃群众文化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上述基础文化设施建设，都是为了保证工农兵享有文化和参与文化建设的权利。 在十七年间，党和国家还按照“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文化宫、文化馆等基础设施。在公社、农村、厂矿、部队等基层单位，则普遍建立了文化站、俱乐部、图书室等基础文化设施。这些“国有”和公益性的文化设施，既是工农兵文化活动的场所，也是群众文艺活动的组织机构。譬如，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1950年创办北京业余艺术学校，1952年成立北京职工文学创作组，老舍、赵树理、王亚平、王力、李广田、杨晦、冯至、卞之琳等著名作家、学者，都曾在此举办文学讲座，先后培育出高占祥、李学鳌、韩忆萍、温承训、王恩宇等40多位工人业余作家。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与《劳动报》(隶属于上海市工会)也曾合办工人文学写作组，频繁举办各种文艺讲座，并耐心地辅导和培训工农兵写作者，胡万春、唐克新、费礼文、郑成义、仇学宝、沈虎根、福庚等工人业余作者，都是从写真人真事的小通讯和小故事开始，逐渐成长为有影响的作家。 文化宫、文化馆培养工农作家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文革”后期和新时期之初。陈建功等许多活跃于新时期的北京籍作家，在“文革”后期都曾是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工人业余创作小组的主要成员。上海工人文化宫则涌现出曲信先、宗福先、贺国甫、贾鸿源、汪天云、陈心豪、马中骏、瞿新华、史美俊等有影响的剧作家群体。遍及全国的县、区级文化馆，还成为业余作家成长为专业作家的重要“跳板”：韩少功调入汨罗县文化馆，刘醒龙调入英山县文化馆，余华调入海盐县文化馆，傅天琳调入重庆北碚文化馆，杨书案调入武汉江岸区文化馆，陈应松调入公安县文化馆，都成为其写作道路上的重要转折点。① 为充分发挥基础文化设施的作用，其他文化传播传媒曾全力配合。当时文化管理部门曾经规定：地方文学刊物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工农兵的业余文艺活动提供演唱材料。1958年广东的《作品》杂志曾连续为农村俱乐部开设“红色俱乐部”栏目，每期刊登一首诗歌、四幅宣传画，供广大农村复制，美化农村生活。各级广播电台也曾为基层文化机构制作过大量节目，如1958-1966年福建电台曾常年开设“农村俱乐部”“海防战士俱乐部”“为工人举办的文艺”等配套节目，并经常介绍各地俱乐部的活动情况与经验，举办各种类型的专题文艺晚会，“农村俱乐部”栏目还推出普通话、闽南话、福州话三种版本。 为了增强文学的“人民性”，当时的文学报刊、广播电台、电影放映机构，都借鉴苏联的工农通讯员制度，建立了庞大的通讯员网络，通过通讯员密切联系农村、工矿、连队，了解群众对文学的意见和要求，以此确定编辑组稿方针和电影放映计划。多数文学报刊都设置“读者通讯”“编读往来”“读者论坛”等栏目，给通讯员和读者提供发言平台。通讯员制度有效地拓展了人民文学的传播疆域，譬如：业余作者韩文洲与王肯，1950年在山西省陵川县为《山西文艺》发展了64名通讯员，建立了许多读者小组，读者小组定期研讨《山西文艺》上的作品，并采用类似于今天“传销”的方式，每期推销《山西文艺》100本到150本。[2]孙因曾回忆说：文艺通讯员制度，“是刊物和读者之间的桥梁，哪里有工农兵作者，刊物就会在哪里生根，记得当年因为我为《草地》写稿，乡场上就有几十位《草地》的订户。”②当时的地方文学刊物，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深入到最底层，创造出庞大的读者群，使人民文学“扎根于人民生活的大地”。 为了让工农兵享有文学，当时的舞台、剧院、影院、文工团、文学报刊等各种传播媒介，都必须传播工农兵所能接受的文艺作品。1951-1952年，1958-1960年，1964-1966年，多数刊物都推出了“工农兵”专辑或者专号，工农兵的作品在各类传播媒介占据了霸权的地位，知识分子提高性的文体，很难进入到传播网络中去。为了满足群众对文艺的需要，在传播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还专门创办了通俗读物出版社，其他出版社和文学期刊也推出大量面向农村的通俗书籍和作品。文艺领导部门甚至采取了某些极端的措施：片面强调“普及”而限制“提高”，硬性规定地方文学刊物必须坚持“普及性”和“群众性”的方向，限制向“提高”的方向发展。为满足农村读者的需要，《剧本》杂志还一度推出了“农村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