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当各国媒体都在追念柏林围墙倒塌二十年之际，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则表示：与1989年相较，“而1979，这个‘奇迹之年’才是历史真正的转折点。”①因为这年的世界局势有了重大变化：苏联入侵阿富汗，导致长达十年的战争；英国撒切尔夫人执政，复兴自由市场经济政策；伊朗推翻王室统治，建立伊斯兰共和国。在中国大陆则有邓小平访美，之后将经济带向新的发展道路，在政治翻转之后，经济社会随之翻转，因此英国学者麦克法夸尔受访时也表示：“1949年是政权的更替，1979年才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解放。”② 而为1979年中国转轨做前导的，是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此会议为改革开放路线提供立论根基，中共自此告别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时代，致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目标，大陆社会遂由封闭转向开放，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79年，中国确立改革开放路线后的第一年，发生许多深具历史意义和社会影响的事件，包括与美国建交、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平反冤假错案、实施独生子女政策、批准知青回城、创立沿海经济特区、召开第四次文代会等，这些虽多引来不同领域的分歧意见，但确实带起1980年代的新局。在大陆当代文学史上，1979年同样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因为1980年代新时期文学的迅速发展和丰富多彩，都与这年的变化息息相关，正如程光炜所说：“研究80年代文学史问题，我以为1979年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年头。很多文学史线索，都可以从这里抽出来，而纷纭复杂的现象，也都可以向这一年集中。”③ 在新的政治局势和社会环境下，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迥异于以工农兵文学为基调的前三十年，而1979年，因新政策、新媒体、新活动、新人新作等的开展，不啻为大陆文学由封闭单音走向1980年代开放复调的关键一年。但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文学年鉴编纂之初，并未关注到此具关键意义的一年④，直至近年，针对1979年文学和历史的相关研究，才较多见。例如：2004年起，萧冬连写有四篇关于1979年的“大转折纪事”，其中第三篇以“1979年文艺复苏与文艺界风波”为题，着眼文艺政策和论争⑤；2008年，程光炜发表“重返80年代”的研究成果，《“四次文代会”与1979年的多重接受》⑥呈现主流文学史论述之外的观察视角；2012年，程光炜主持的“八十年代文学的思想和学术问题”栏目，刊有李云《对“当代文学”的不同理解——1979年前后文艺界的分歧》⑦，论及当时文艺界对“十七年文艺”评价的歧异；2012至2013年，王岩森着眼于1979年的杂文，进行作品和文论的编整，撰有《拨乱反正：1979年中国杂文编年(上下)》⑧。2010年，王灵丽和柳茂森合著专著《1979：中国故事》⑨，选取1979年二十个重要事件，描述事件始末和影响，突显1979年的转轨意义。 本文为能较清楚探知1979年在新时期文学发展中的意义，将在编年史⑩脉络下，重新梳理省视1979年的文艺政策、创作环境和文学现象等，进而析论当年促使文学跳脱框架走向繁荣的历程——重整步伐的拨乱反正、摸索前行的开放立新和指标意义的官方定调。 一 重整步伐的拨乱反正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拨乱反正的工作已开始缓步进行，但文艺界明显感受到文坛气氛的变化，是从1979年初开始，包括胡耀邦出席文联迎新茶话会、《文艺报》讨论和刊发周恩来文艺工作讲话、平反文化部的大错案等。5月初，中共中央批准撤除文革《纪要》，是文艺界拨乱反正工作的核心。同月，陆续出版周恩来《关于文艺工作的三次讲话》、平反右派作家作品集《重放的鲜花》等，老中青三代作家也在正名、辩诬、回城后，重整步伐返回文坛，加入新时期文学的创作队伍。 1.去除“黑线”与撤销《纪要》 “文艺黑线”的说法，出自文革时期《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纪要》)，文中指出1949年以来的文艺一直被与毛泽东思想对立的“黑线”专政，此“黑线”为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和30年代文艺的结合。此“极左”政策的执行，使“文革”时期的文学受到严苛限制，沦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文革”后，1977年底，《人民日报》编辑部邀文艺界人士举行座谈会，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1978年初，刊发文化部批判组的批判文章《一场捍卫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伟大胜利——批判“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11)，5月，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委会第三次扩大会议进一步加以批判，并宣布文联、作协等文艺协会恢复运作，《文艺报》立即复刊。(12) 1979年1月2日，中宣部部长胡耀邦出席文联迎新茶话会，会中文化部部长黄镇宣布：“文化部和文学艺术界在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工作中，虽然在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过程中，犯过这样和那样的‘左’的和右的错误，但根本不存在‘文艺黑线专政’，也没有形成一条什么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林彪、‘四人帮’强加的诬陷不实之词，应该彻底推倒，还历史的本来面目。”(13)接着胡耀邦表示，林彪和“四人帮”将文艺界办成“管教所”，有诸多的清规戒律，今后要将宣传部改造为“服务站”。黄镇否定“文艺黑线”的存在，指“文艺黑线专政”为诬陷，胡耀邦示意改造中宣部的定位，皆已透露政治气氛由收转放的讯息。 2月底，中共中宣部具体落实文联迎新茶话会的谈话，批准为文化部的大错案平反，此案导因于1963年毛泽东的“两个批示”，批评文化部若不认真改正，就改名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此次平反的决定，肯定文化部十七年时期的成绩，重申不存在“文艺黑线”和“黑线代表人物”的问题，因此凡受此错案牵连打击者，一律彻底平反。5月3日，中共中央进一步批准撤销《纪要》，并指示因《纪要》被误判处理的人员和作品，实事求是地予以平反，宣传执行过《纪要》的组织和个人，也不追究政治责任。“文革”后文艺界的“拨乱”工作，由否定“文艺黑线”到实际撤除《纪要》，拔除“极左”文艺理论对文坛的影响，文艺创作的空间逐渐宽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