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影响和相关性 现在，我们经常会听到苏联文学、俄苏文学、苏俄文学、俄罗斯文学等多种说法，这些概念使用的时候大家理解不很相同。所以，在讲这个问题之前，需要把“俄苏文学”的范围做一点说明。我这里的“俄苏文学”，包括19、20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和十月革命后至苏联解体前的苏联文学。1991年苏联解体后，原来的许多“加盟共和国”成为独立国家，它们中一些作家主要写于苏联时期的作品，也包括在我所说的“俄苏文学”的范围内。另外，也包括20世纪因各种原因流放、移居国外，但作品仍具有鲜明俄罗斯文化特征的创作，如普宁、茨维塔耶娃、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等。 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前30年)与俄苏文学关系十分密切，这种情况在文学史上很罕见，这和一个时期世界政治的特殊情势有关。50年代我读高中和大学，就读过许多俄国、苏联杰出、不怎么杰出和现在看来完全不入流的作品，这是当年文学青年的普遍阅读倾向。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里有一个细节，被敏锐的荷兰人佛克马捕捉到：都热爱俄国文化的林震和赵慧文，夜晚温馨地从收音机听俄国音乐，柴可夫斯基的《意大利随想曲》之后电台转到戏曲节目，林震就把收音机关掉。①这个细节颇具“症候性”。 俄苏文学和当代文学紧密关系表现在各个方面，如作家往来、观念旅行、创作、批评的翻译等。在苏联诞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50年代初被规定为中国文学的“最高准则”；收集1934年苏联作家会议章程、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文艺问题讲话、40年代联共(布)中央关于文艺问题决议的《苏联文学艺术问题》②一书，被列为中国文艺界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进行文艺整风的必读文献；仿照苏联作家协会的名称和组织形式，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1953年改名中国作家协会；50年代初打算取消全国文联，周扬给出的理由是苏联没有这样的组织(因毛泽东大怒而没有实现)；丁玲主持的文学讲习所仿照的是高尔基文学院；俄苏文学优劣互见的创作、理论在50年代铺天盖地翻译出版③；当代中国文学的许多批评理论概念——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人民性、党性、典型、倾向性、真实性、写真实、写本质、粉饰生活、干预生活、无冲突论、世界观和创作方法、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人类灵魂工程师——均从苏联输入；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④和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一度成为中国高校文艺学经典教科书；1957年《文艺报》改版，参照的是苏联《文学报》的模式；不论是质疑，还是拥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中国论者，都征引苏联政治家、作家的言论作为重要论据；1957年“百花时代”的文学变革部分地从苏联“解冻”文学获取动力；“大跃进”期间工厂史、公社史的写作，与高尔基编写工厂史的提倡有关。创作方面的影响，虽然“落实”起来有些困难，但是闻捷的诗与伊萨科夫斯基⑤，郭小川、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与马雅可夫斯基，刘宾雁的特写与奥维奇金，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与尼古拉耶娃……之间的关联大概不需详细论证。当代对苏联文学的追慕，在1957年达到高潮。那一年的10到11月，《文艺报》连续五期开设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专刊，登载了大量中国作家和读者颂扬苏联文学的文章。⑥50年代后期开始，中苏关系开始恶化，苏联文学在中国的位置、评价也相应发生变化；它们之间的联系呈现复杂的情况。在60年代对文学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中，苏联的作家作品首当其冲。不过，那些被目为“异端”的作家、作品，在这个阶段中国所谓“地下文学”的兴起上起到推动作用，为它们提供写作参照的文化资源。 最早对中国当代文学与苏联文学关系做系统研究的，是上面提到的佛克马，他1965年出版了《中国文学与苏联影响(1956-1960)》的著作。这部书评述的范围，时间划定在1956-1960，对象主要着眼文学理论、政策层面。遗憾的是，它的中文译本迟至2011年才与读者见面，距英文版问世已四十多年。⑦不过，1978年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文学研究动态》，就刊有尹慧珉女士的文章，分五个题目介绍了该书的主要内容。⑧当年佛克马处理的，是刚发生的现象，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研究。由于近三四十年有关这一文学时期的材料得以更多披露和相关研究取得的进展，发现这本书的某些不足不是难事，但它仍是资料丰富翔实，也较深入揭示当代文学与苏联文学复杂关系的，有独到见解的著作。正如作者在中文版序言(写于2006年)里说的，这本书的论述并未过时，“我坚持认为本书论述的许多理论问题与当下的文学依然相关”；因为，“政治和文学创作的冲突是永恒的，尽管今天的冲突较之1950年代、1960年代表现出更高的层次”⑨。 佛克马的这本著作，研究方法是按照他界定的“影响”一词进行。1965年在这本书的“前言”中他指出，中苏两国的“某些共性因素的作用决定了它们的相似性，两国在社会组织方面有相当多的共同之处，文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掌控的。正因为这个原因，要清楚地确认苏联文学与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影响，就必须梳理中国文献中明确提到的苏联文学作品和理论，找到苏联著作和文章的中文翻译，或者苏联作家与中国同行接触的迹象”⑩。他的研究，方法上严格依循这样的前提，也就是“只探讨那些有迹可循的来自苏联方面的文学影响，即仅涉及那些明显由苏联文学和文学理论派生出来或有文学渊源的文学现象”(11)。“有迹可循”是他分析、立论的基础。 不过，借助佛克马对“影响”与“相似”的区分，我们也可以尝试中苏文学比较研究的另一路径，即不强调实证性质的“有迹可循”，而侧重从“相似”的层面来观察。这里，我提出“相关性”这样的概念；相较于较多蕴含平行比较的“相似”，“相关性”增加了某些直接关联的成分，但这种关联又不一定能落实到寻找“有迹可循”的依据。从“相关性”的角度出发，可以讨论的问题是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在某一时期“近似”的国家，在处理若干重要的文学问题上，有着怎样的相似或不尽相同的方式，有怎样的思想情感逻辑。这是个很大，也很复杂的问题。基于我自己知识和能力的限度，只是就几个问题做些线索的提示。这些问题是：一、走向世界文学；二、现实；三、纯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