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史研究再出发 ——1978－2000 年的中国文化史研究 张昭军（北京师范大学）/《云南大学学报》，2015.6.87~95 20 世纪最后20 年的文化史研究，既受到“文化热”、文化研究等学术大潮的影响，又与后者之间存有一定张力。文化史学科的总体研究取向和学术风气以1992 年为界，前后有所变化，又存在内在一致性。大体上说，研究者要面对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一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二是如何对待外来文化，三是如何创造适应时代需要的新文化，其核心课题是解决中国文化现代化问题。在这一大课题下，研究者出现了文化批判、文化认同等不同取向。 文化史研究，作为当时文化思潮和文化运动的一部分，肩负冲破教条、呼唤改革的使命，一些学者提出必须从总体上重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以文化现代化为框架，在上述两种取向的影响下，学界展开了研讨。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庞朴、杜维明等提出中国文化具有不同于西方的人文主义精神; 反对者则以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是导向君主专制的王权主义; 还有论者从人伦思想、礼制、实用理性等角度来概括中国文化的性质。对中国文化特性的不同认识，实际上是与中国文化未来出路的选择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肯定中国传统文化者，希望借助传统奠立现代化在中国的基础;反对中国传统文化者，希望先破除中国实行现代化的文化障碍。究其实质，尽管双方观点对立，但目标都是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从大处说，这一时期关于明清之际是否是近代化开端问题的讨论，关于洋务思潮及“中体西用”说的重新评价，关于五四精神的争论，以及“西体中用”说、“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说、“综合创新”说的提出，无一不紧扣传统文化现代化问题。进而言之，以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与西方文化的中国化为问题意识，以民族性与时代性为参照系，研究和评价中国文化史，代表了80 年代的大方向。20 世纪90 年代的“文化热”中，自我进行学术总结和文化反思的特征明显。特别是在90 年代后期，中国人“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目标已部分实现，市场经济的负效应显现，思想文化领域呈现“现代化追求”与“现代性反思”并存的现象。我们知道，“现代性”与“现代化”两个概念之间存有一定断裂性。90 年代中期以后，“现代性”这一概念伴随后现代主义思潮流入中国，本身就具有文化反思的性质。一方面，“现代性”的问题意识，改变了80 年代将“启蒙”或“现代化”看作是一个美好而又光明的前途的预设。另一方面，多元现代性的提法，清楚地说明了现代化显然不能等同于“西方化”。这意味着，80 年代“惟西是瞻”的中西文化比较无论在评判标准上，还是在方法上，均有值得商榷和改进之处。 国族形象人格化的移植与文化困境 ——以劳瑞的“李表哥”漫画为例 海青（中国社会科学院）/《开放时代》，2016.1.185~204 从图像学维度看“李表哥”，可以把它视为国族形象人格化的一次实验。贡布里希曾在《象征的图像》中译本序言中提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拟人化是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固有特征，在西方艺术史中有着丰厚的传统，印欧语系的语言结构也更倾向于将抽象概念人格化，而在远东传统中似乎没有这种倾向。除了来自印度和梵文的佛教传统，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确有一套不同于西方的象征体系，其中更多地用事物和风景来况喻作者的情怀趣味，例如梅兰竹菊象征高洁品格、牡丹象征富贵、林泉象征归隐、寒江钓雪象征孤寂，等等，其中还有大量源自谐音、比兴、典故等语言传统造成的隐含意义以及笔墨风格呈现的意境。人格化的图像表现，尤其是将国家作为人格形象则在西方画家笔下驾轻就熟，例如在1895年，德国宫廷画家赫曼·克纳科弗斯按照威廉二世的意图所做的“黄祸”版画中，欧洲七国都用古装人物表现，而中国和印度是远方黑云中的龙与佛像，被排除在画面主体人物关系之外。 拟人手法运用于图像，能够直观有力地传达作者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诉求，中国近代以来受西方图像传统影响也逐渐形成了这样的创作和观赏习惯，尤其在民族国家及相互关系日益成为中国人的思考焦点时，拟人化观念在宣传画、时政漫画的创作中获得了广泛的应用。在冷战时代，对立的国家关系经常在漫画中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将国家形象制作得传神生动是非常重要的宣传技术。在台湾地区20世纪50—60年代的宣传中，常常直接使用领袖肖像和青天白日旗代表自身形象，视觉效果往往刻板生硬，令人产生厌倦和逆反。严苛的政治禁忌和出版审查制度可以杜绝一切调侃，也同时戕害了一代艺术家的想象力和创作能量。而来自美国的“李表哥”身上带着20世纪80年代全球大众文化风气的影响，这个形象会调侃和自嘲，诙谐生动，颇有亲和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