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家斯泰隆(William Styron)在其《索菲的选择》中说：“所有谈论纳粹集中营的作者中，很少有人像乔治·斯坦内一样写得那么深刻和富于激情。”①这句话是对当代人文学者、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文集《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中《后记》一文的评论。作为一名对西方古今文学有深入分析和犀利评论的批评家，斯坦纳没有也不想提供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更没有开创或引领什么“主义”或“流派”，一直游离于当代批评理论的主流之外。20世纪60年代以后，斯坦纳对纳粹大屠杀的研究兴趣越来越强烈，他以“高度的道德严肃性”在欧洲文化的语境中阐释这一浩劫。这一研究因强调大屠杀与欧洲，特别是高雅艺术之间的关联，而恶化了他与那些对大屠杀不感兴趣的学术同事及其机构之间的关系。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斯坦纳不但提出了大屠杀的文化起源，也颠覆了关于人文艺术的社会/政治效果的传统观念，为西方文化“除魅”，打开了人文研究与文化思考的新向度。 一 大屠杀的文化起源 20世纪50年代末，经历了十多年重建的西德开始进入繁荣期，满足得意之情弥漫于整个社会，“让我们遗忘”成为德国新时代的祷文——“忘掉过去，努力工作，创造繁荣，新德国属于未来”。恰在此时，斯坦纳不合时宜地发表了有关大屠杀的第一篇文章《空洞的奇迹》。他尖锐地指出，所谓“德国奇迹”是空洞的，表面上充满对生活的无限热情，骨子里却是莫名其妙的死寂。这是因为战后的德国故意遗忘历史，拒绝记忆过去的恐怖。这一不和谐音理所当然地引起仍在掩埋历史的德国人的愤怒，但斯坦纳毫不妥协，他一发不可收地以大屠杀为视角评论西方人文传统与高雅艺术的政治效果，把理解这场发生于西方核心区域的悲剧、拒绝沉默与遗忘视为一种道义的责任。 斯坦纳1929年生于巴黎，因为其父的远见(在1924年离开维也纳到巴黎时，他就预感到德国反犹主义的可能后果)，斯坦纳全家于1940年1月离开法国到美国，躲过了大屠杀。在欧洲犹太人遭遇围捕、苦役和灭绝的时代，斯坦纳与他的家人住在曼哈顿第五大道，在美国接受了最好的教育。这种巨大的反差，使他长期怀有一种愧疚感：“那些被毁灭的东西——大量的生命遭到嘲弄，驱赶着走向毁灭，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为死者的祈祷也没有确切的落脚点——体现了一种特殊的智慧，一种智能和感情；现在，幸存下来的主要犹太群体没有一个保存或重新获得这种智慧品质。因为我感觉到，在我的反思中，在我要写的作品中，存在这种特别的遗产急需说出，所以我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幸存者。”②这里斯坦纳想表达的有两个含义：他既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也是被摧毁的中欧犹太社会的一个幸存者。前者是种族概念，后者是文化概念。中欧人文主义是由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卡夫卡、维特根斯坦、霍夫曼斯塔尔、本雅明、列维-斯特劳斯、阿多诺、阿伦特等人所代表的伟大传统。纳粹大屠杀就发生在这个欧洲的心脏地区，其后果就是毁灭了这一传统。斯坦纳把自己与中欧犹太知识分子及那些伟人创造的文化联系起来，着力探索似乎是悖论式的“文明的罪恶”、“现代的野蛮”这个重大课题。 这是一个艰难的课题。以斯坦纳长期工作的剑桥为例。这里的英语研究始于19世纪末，并在1927年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它以“人性、文学素养和英国文化”之间存在自然的、和谐的关系为其人文主义假设。二战之后，利维斯等人重申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的核心重要性，呼吁人们拯救英国的文学文化。尽管利维斯也属于剑桥的另类批评家，但其人文主义假设却是剑桥乃至英国文学研究的共识。斯坦纳针锋相对地指出： 我们是大屠杀时代的产物。我们现在知道，一个人晚上可以读歌德和里尔克，可以弹巴赫和舒伯特，早上他会去奥斯维辛集中营上班。要说他读了这些书而不知其意，弹了这些曲而不通其音，这是矫饰之词。这些知识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对文学和社会产生影响？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对从柏拉图到阿诺德的时代几乎成为定理的希望——希望文化是一种人性化的力量，希望精神力量能够转化为行为力量——产生影响？那些公认的文明传播媒介(大学、艺术、书籍)，不但没有对政治暴行进行充分的抵抗，反而经常主动投怀送抱，欢迎礼赞。为什么会这样？在高雅文化的精神心理定势和非人化的诱惑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尚不为人所知的纽带？是不是在文明内部生长出来的那种十分厌倦和过度抽象的观念，为野蛮的肆虐铺就了道路？③ 这就是斯坦纳全部研究的起点。大屠杀提示我们，再也不能简单地接受这种传统的权威观念：文学与文化的价值在于促进个人和社会的道德观念。1971年，斯坦纳在肯特大学演讲的基础上出版《蓝胡子城堡——有关文化再定义的讨论》一书，明确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大约有七千万欧洲和俄罗斯人在战争、饥饿和屠杀中失去生命。分析当下环境的文化理论，不将这些死亡的恐惧列为重点考虑范畴，其本身就是不负责任的做法。”④他所说的文化理论，是指现代主义经典之作《荒原》的作者艾略特在《有关文化再定义的札记》中发挥的观点。在斯坦纳看来，这本写于1945-1946年、出版于1948年的文化理论著作，居然不提刚刚结束的大屠杀，这是难以理解的：“这个事件发生的三年后，全世界范围内都对事实出版了书目和图片，真正地改变了我们对人们行为的局限认识，他怎么在一本关于文化的书中没有提及文化方面的问题？”⑤艾略特以宗教为文明的特征并把文化概念和宗教概念置于同一个语境中的做法，斯坦纳是赞成的，但他同时认为，必须把大屠杀与宗教联系起来，这一历史框架对理解文化争论至关重要。面对在肯特大学听讲的英国基督教教徒，斯坦纳强调：屠杀欧洲犹太人反映了基督教的本质及它在欧洲历史上的地位存在问题，艾略特怎么能在发生了大屠杀后详细描述基督教并呼吁建立基督教的秩序？这里有两个层次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