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10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6)01-0075-09 阿多诺(Theodor W.Adorno)的《文化批评与社会》(“Cultural Criticism and Society”)写于1949年，首次发表于1951年①，后被作者收入《棱镜集》(Prisms，1955)一书中，置于全书之首。1981年，美国西北大学的韦伯夫妇(Samuel and Shierry Weber)把该书译成英文，遂在英语世界产生了较大反响。但时至今日，此文或此书还没有中译本。 《文化批评与社会》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此文写于阿多诺由美返德的一个转折点上，其中携带着他对纳粹德国的诸多思考，而文化、文化批评则是他进入德国问题的突破口。更重要的是，此文在结尾部分写出了那句此后引起诸多误解和广泛争议的名言——“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Nach Auschwitz ein Gedicht zu schreiben，ist barbarisch/To write poetry after Auschwitz is barbaric)，此谓“奥斯威辛之后”命题，从而也把阿多诺推到了文化/文学论争的风口浪尖上。那么，究竟该如何理解这篇文章？又该如何把这句名言还原到此文的具体语境和写作此文的历史语境之中，对其进行贴近阿多诺原意的解读？所有这些，将是笔者写作本文的主要意图。 1949年年底，阿多诺结束了在美国的流亡生涯，返回联邦德国。还在战争刚结束时，流亡美国的文坛领袖托马斯·曼(Thomas Mann)便在德国的《巴伐利亚州报》上发表了一篇《谈德国责任问题》的文章。此文因为其中的一个观点——德国人对纳粹暴行负有一定的集体责任——而引发了一场论战，史称“托马斯·曼风波”。反对托马斯·曼的人主要有莫洛(Walter von Molo)和蒂斯(Frank Thiess)等作家，他们为自己在纳粹统治期间的默默抵抗而辩护，蒂斯更是把他们这些人的所作所为视为一种“内心流亡”(inner emigration)②，进而指责那些真正的流亡者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这种回应激起了托马斯·曼的愤怒，他不无偏激地还击道：“凡从1933年至1945年能在德国出版的书籍，比毫无价值还无价值，总之不堪沾手。它们散发着血腥味，寡廉鲜耻，应当统统地销毁，捣烂，打成纸浆。”③显然，这场风波并非一般的意气之争，而是隐含着两类德国知识分子(“滞留国内”与“流亡国外”)互不信任的敌对情绪，呈现着两种流亡方式(“真正的流亡”和“内心流亡”)孰是孰非的重大分歧。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托马斯·曼最终并未返回西德或东德，而是选择了在瑞士定居(1952年)。但他的忘年交阿多诺却在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的召唤下返回了当时的西德。 因此，联邦德国并没有敞开怀抱热情欢迎这些流亡知识分子的归来，恰恰相反，冷淡、疏远、心存芥蒂甚至隐隐的敌意才是知识界对待他们的基本表情。回到德国的阿多诺自然也遭到了这种冷遇，与此同时，他又意识到一种极不正常的氛围弥漫在整个社会之中——各阶层的人们都讳言罪责。于是，在给托马斯·曼的一封信中，他如此描述了自己当时的感受：纽伦堡审判(Nuremberg Trials)之后，德国人的“难以启齿之罪”(unspeakable guilt)似乎也随之“蒸发”了。在战败的德国，很难发现有任何纳粹。不仅没有人坦白承认他是纳粹，而且德国人相信“没有一个人曾经是过……我注意到所有认同希特勒主义或新近具有国家主义色彩的那些人都坚定地宣称，他们对整个战争期间所发生的最坏的事情一无所知——然而，那些有意反对的人却证实了最平庸的智力所告诉我们的东西：那就是自1943年以来，所有的事情都是常识。”④阿多诺的这种感受是非常准确的，因为斯坦纳(George Steiner)在写于1959年的一篇文章(《空洞的奇迹》)中也特别指出了这一事实。在他看来，战争结束后的最初三年里，许多德国人还能以现实主义的眼光客观审视希特勒时代的屠杀与肆虐。然而，从1948年开始，却出现了一个新的神话：“上百万的德国人开始对自己和容易轻信别人的外国人说，过去那段历史其实根本就没有发生，那些恐惧是被同盟国的宣传和喜欢编造轰动事件的记者恶意夸大。不错，确实存在些集中营，据说是有许多犹太人和其他一些不幸儿被灭绝。‘但不是六百万，亲爱的朋友们，根本没有死那么多人。你知道，那都是传媒的宣传。’”于是，“各行各业的德国人开始宣称，他们对纳粹政权的暴行一无所知”，而“‘让我们遗忘’成了德国新时代的祈祷文。即便有些人无法遗忘，他们也力劝他人遗忘。”因为只有遗忘、忽略或佯装对那段历史概不知情，人们才能继续生活⑤。由此看来，阿多诺所返回的德国并不是一个牢记着自己罪与耻的国度，那时的德国人已开始习惯否认和遗忘，并试图与那段历史划清界线。 与此同时，战后的重建工作也在德国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然而，在阿多诺看来，其他方面的重建相对容易，文化的重建却难乎其难。因为早在1944年，他就对所谓的文化重建深表怀疑：“这场战争之后生活将‘正常’继续，甚而至于文化也能被‘重建’(rebuilt)——好像文化重建已不是对它加以否定——这种想法是愚蠢的。数百万犹太人已被谋杀，而这却被看作一个插曲，且与大屠杀本身毫无关系。这种文化还有什么好等待的？即便无数的民众还有时间等待，难道可以想象发生在欧洲的这一切将没有任何结果，遇难者的数量也将难以转变成整体野蛮之社会的新质量(new quality)吗？”⑥而阿多诺之所以认为不经过否定的文化重建无法进行，关键在于在他看来，纳粹发动的这场战争以及他们灭绝犹太人的行动已充分证明了文化的失败。而文化一旦失败，它将变得理屈词穷，因为“迄今为止已然失败的文化并不能为它的继续失败提供正当理由，就像童话里的那个姑娘不能用储藏的精面粉撒在流满啤酒的地方。”⑦如此看来，文化重建对于阿多诺来说基本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为道理很简单，文化不能像战后的建筑物一样可以推倒重来，它必须以先前的文化为基础。但先前的文化又问题重重，已成失败的赝品。如果重建是在已经失败的文化上展开，那无异于错上加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