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901.6；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054(2016)01-0004-09 [DOI]10.13262/j.bjsshkxy.bjshkx.160101 至2015年，北京建都史为862年。在具有悠久历史的北京城中，散布着许多历史文化保护区，它们的实体文化需要被保护。然而保护实体文化的本质动力是人们“认同”历史文化保护区所承载的文化精神，有认同才能实现文化传承。正如北京市最近两期城市总体规划所强调的，保护和建设北京历史文化名城，要达到保持和发展古城的格局和风貌特色，继承和发扬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目的。[1-2] 笔者以“北京旧城”和“历史文化保护区”为主题关键词，对中国知网上的文献进行精确检索，得到搜索结果546条。其中的学位论文、期刊文章、会议论文共412篇，在这些文章的共2883个关键词中，出现较多的地区有大栅栏(30次)、南锣鼓巷(30次)、南池子(25次)、什刹海(13次)；涉及较多的研究内容有城市设计(15次)、房屋修缮/建筑风貌等(4次)、旧城改造/更新(40次)、旧城保护(43次)、古都风貌(46次)。可见，在目前针对北京市内城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的研究中，多以实体要素的保护为研究重点，如四合院等传统房屋的改造、[3-4]交通道路的整修[5-7]等，但是对如何发掘历史文化保护区独特的精神文化符号，研究尚不充分。因此，本文以北京内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中的什刹海历史文化保护区为例，探索梳理地方文献、发掘保护区物质实体要素所蕴含的精神文化的方法。 二、核心概念与研究方法 国内外对历史街区保护更新规划的目标是：形成“实体空间—人文要素—物质经济”的有机循环层次。[8]虽然历史学家、建筑学家等从历史街区建筑的历史价值、工艺价值和美学价值等方面提出了保护单体建筑或建筑群的建议，[9-12]但是目前多数保护方案和规划依然强调先保护建筑实体形态，然后再考虑保护其附着的精神文化，而对保护区文化的精神传承尚停留在学者讨论的层面。本研究则要提出一种将实体要素与精神文化相结合的途径，实现对历史街区的有效保护和更新。 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三元空间理论是本文的核心概念。文化是无形的，而有形的空间是无形的文化在时空概念中的投影，[13]因此人对实体要素的感受和态度，是城市文化传承的根本动力。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提出，既要用社会和历史来解读空间，也要用空间来解读社会和历史。他所说的三元空间是指“空间的实践”、“空间的表征”和“表征的空间”。他建议用三元空间来研究城市，并认为三者是一个循环的整体。[14][15](P37-39)其中“空间的表征”是指构想的空间，在本文中就是历史文献中记录和描写的空间，尤其是在多个文献中均提及的空间，它们可以成为历史文化景观规划(“空间的实践”)的依据。而百姓和规划师所提出的历史保护区的保护方案，则是在历史文献提供的“空间的表征”基础上的创新，是“表征的空间”。 三元空间的概念对本研究的方向性指导是：第一，从地方文献中梳理有关什刹海地区的“表征的空间”。第二，找出那些被大家普遍接受的历史文献中的经典描写，即找出“空间的表征”。我们在这里之所以提出“普遍接受”，是因为人文主义地理学开创人段义孚(Yi-Fu Tuan)强调，事物不能脱离意义而存在，不同的事物对不同的人来说有着不同的意义，[16-18]而被人们共享的意义才成为共享人群的文化。第三，基于这些“空间的表征”，提出新的历史文化保护区的景观设计手法(“表征的空间”)。在列斐伏尔看来，这是最值得肯定的一步。因为它是基于过去的文化创新，表明了文化的活力。如果这种新的景观设计手法可以被运用到“空间的实践”中，那么就完成了列斐伏尔三个空间概念的一个循环。我们应从三个空间概念中的哪一个开始人手？对前人研究方法的分析或许可以提供一个工作方案。 如何梳理地方文献中的相关记录和描述？许多相关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视角。第一种为社会生活解读法。刘铁梁提出，理解一个文本作者的情感和态度，可以以文本中描写的民俗活动为社会背景，由社会生活来理解作者的表达习惯。[19]这种方法指导我们在本文第三部分分析实体空间时，用“社会生活”的概念将什刹海划分为不同的功能空间。第二种为多类文本解读法。唐顺英、周尚意认为关于地方的文本不仅包括游记、诗歌、小说，还包括绘画、影视作品等。这些都是列斐伏尔所说的“表征的空间”，它们之中被普遍认同的部分就成为了“空间的表征”。“空间的表征”传达出地方的价值观和审美情趣，在地方性构建中起着重要作用，其作用形式是影响景观风貌、人们的日常实践以及新文本的再创造。[20-22]因此，本研究组做了各类文本的分析，其中还包括绘画的文本。第三种为多类文本互动分析。邓肯(James S.Duncan)强调地方与景观是各种历史文本表征相互交织的地点，不同叙述文本之间互动的方式有提喻(synecdoche)和重现(recurrence)两种。[23](P19、89)“提喻”是借事物本身所呈现的各种对应现象来表现该事物，在本研究中表现为不同文本在描述同一事物时的对应关系；“重现”是同一语段的重复出现，在本研究中表现为不同文本之间的相互引用，这表明作者希望与另一个文本的作者发生精神的互动。这两类文本互动的过程也是地方文化认同和创新的过程。我们在梳理什刹海地方文献等相关文本时，发现了这种文本互动的情况。而文本互动的结果是形成文化的共享。第四种为文本解读中的表征创新。杨宇振以立德(Archibald John Little)《扁舟过三峡》游记为例，用意向性解读，分析出作者偏爱的风水景观意象(审美取向)。他认为人们从文本中感知得来的、经验性的文字是一种“空间的表征”，而跨文化的比较、思辨所得出的文字也可能是另一种“表征的空间”。城市历史风貌保护需要我们解码各类关于城市景观的文本，从而建构一个历史中的城市和观念中的城市。[24](P691-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