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广东省佛山市本田企业工人举行罢工，这场罢工引发党报、市场化媒体、知识分子甚至广东省政府的介入，劳资双方通过协商最终和解。主流知识界和媒体将焦点主要放在劳资之间的平衡、国家经济发展路线以及罢工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上，鲜有提及工人罢工时高唱国歌和《团结就是力量》这一现象及其意义。将罢工中的工人高唱国歌与中国宪法联系在一起并讨论其“宪政意义”，是三年后法学家冯象一次演讲的主题。冯象认为，工人唱国歌“实际是坚持罢工或劳动者的团结的非法地位，从而将雇佣劳动和劳动者一样，重新政治化了”。在他看来，工人以集体发声的形式召唤出“《义勇军进行曲》承载的历史记忆”，以此将现行法律中“不敢正视、拒绝处理的劳资冲突”，转变成其“本义”，即“党群关系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一转变已然超越了当前主导的“新法治意识形态”，并融入“后者反复贬抑的革命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与集体主义传统”，进而有可能推动“政府干预与工会重组”，最终导致中国宪法“自由的复生”。冯象最后指出，罢工所蕴含的“劳动者团结的民主实践和为人民服务的群众路线”两项价值，便是共产党的“上帝”——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对宪政的期盼①。 这一主题不但切中了2013年5月以来在媒体和网络上爆发的宪政争论的实质——即中国政体与中国工人阶级历史性的制宪者地位，而且看来也不是孤立的：2014年9月，王伟光在《红旗文稿》撰文，重申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政体性质；一个月后，习近平主持的文艺座谈会再次强调作为知识分子的一部分的文艺工作者与“人民”的有机联系；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强调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同时，更突出共产党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过程中的领导地位。这使我们引出中国政治传播如下的核心议题：在一个社会阶级分化和知识界意识形态分化已十分明显的后改革中国社会里，在一个高度市场化和网络化的传播生态中，在20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初中国劳工运动经历相对碎片化、地方化、彼此不协调，及其与执政党和左翼知识分子的联系呈现“短路”②的情势下，是否存在续接，或者重建工人阶级、左翼知识分子和共产党间的有机联系的可能，从而保证国家文化领导权的人民性与社会主义方向？ 正如冯象所分析，中国的“新工人”阶级通过高唱国歌表达了作为“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行使国家主人翁之权——“人民主权”——的决心。相较于目前国内外流行的有关(新)媒体与工人阶级传播的研究框架，我们不难发现，这一视角植根于中国现代革命历史，它不仅区别于一直主导国内自由主义知识界对劳工运动的诠释与想象的“公民社会”框架，或官方的去政治化、去主体性的“群体性事件”框架，而且比从外部引进的其它理论更能切中中国工人政治传播问题的关键。这些从外部引进的理论包括：第一，现代化理论：聚焦新媒体与信息传播技术同工人阶级“结合”的必然性③；第二，基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公共领域理论，包括内格特(Oskar Negt)与克鲁格(Alexander Kluge)在修正哈贝马斯(Jurgen Harbermas)“公共领域”概念的基础上，提出的“无产阶级公共领域”(proletarian public sphere)构想④；第三，自由主义框架下的工联主义、工会主义：强调工人的“自主”传播，在此基础上，把提高工资或福利待遇、改善工作环境等诉求转变成社会的政治诉求⑤；第四，以福柯(Michel Foucault)对西方语境下的新自由主义治理术批判为起点，聚焦新传播技术与中国农民工个体间的主体驯化关系⑥；第五，底层社会理论：将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农民工与后殖民资本主义现代性中的底层相提并论⑦。一定程度上，因为这些框架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置身于中国革命现代性及其历史发展的轨迹之外，并以一种隔岸观火的方式考察中国工人的政治传播问题，导致分析者无法如冯象那样，挖掘出中国外企工人在罢工过程中高唱国歌的真正意义。不仅如此，冯象对工人合唱国歌这一看来既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又没有明显“理性”的集体情感表达的政治传播分析，以及对工人的集体归属感和群社记忆的看重，纠正了当下国内传播研究中普遍存在的技术主义和媒介中心主义倾向，以及认知主义和理性主义偏颇⑧。这是因为，“这种归属感和记忆让人们感知他们的历史、他们在世界中的位置，以及他们的未来。”⑨ 尽管自由主义学者从负面强调工人阶级主体性被灌输或被从外部塑造的本质⑩，不可否认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就在宪法总纲中开宗明义地宣称自己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相应地，工人在国家意识形态中一直被赋予领导阶级的地位：共和国早期，国家甚至发起知识分子再教育行动，以工人阶级意识重新武装自己；“文革”期间，毛泽东宣称，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1975年宪法更在确立“四大自由”之外，赋予工人罢工以合法地位。1982年，国家在修改1975年宪法的基础上，重新制定宪法，取消了“罢工自由”。即便如此，1982年宪法依然保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体的最初定义。并且，曾被贬低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在国家“拨乱反正”的意识形态运动和改革初期新的“尊严政治”语境中，以“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一阶级定位重新获得政治地位。然而，随着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现代化与技术专家治国论日渐成为主导思想，新自由主义逐步主宰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在媒体商业化与市场化步伐日益加快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媒体精英与工人之间的裂缝进一步扩大；伴随着阶级话语和阶级政治的消逝与权利诉求的崛起，公共部门的式微与私营组织的扩张，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与重组的新自由主义性质不断得到强化与巩固。在社会和意识形态领域，一面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工人阶级在沦为“弱势群体”的同时，内部进一步分化，出现农民工群体和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白领“新穷人”(11)；另一面则是知识界的意识形态分化、新自由主义市场化媒体的崛起，以及自由主义知识精英通过媒体或网络，所发起的旨在改变国体和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宪政”讨论。 本文首先梳理改革时代市场化媒体对工人个体与集体行动再现的历史轨迹，并阐述继1997年新左翼与自由主义知识界的冲突、2004年的“第三次改革争论”以及2013年的宪政讨论中，国内知识分子的日益分化，以及大众媒体与自由派记者、不同知识分子立场之间的张力、冲突与重叠，试图揭示出大部分市场化媒体与国内外主流知识分子在工人形象再现、工人与宪法问题讨论中暴露出的新闻实践与理论的盲点。随后，文章以加拿大传播学者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在半个世纪前来华访问后提出的技术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为出发点(12)，对国内传播学界关于工人阶级传播研究中从“无产阶级公共领域”到“技术赋权”等一系列学术倾向展开批评，进而讨论消费主义与市场逻辑主导的新媒体技术，同工人阶级传播网络形成和社会动员机制之间是否存在必然性关联。文章最后回到冯象所给予的启示，并借用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表明我们必须回到工人高唱国歌本身所包含的工人与国家的关系层面上，重新阐释工人阶级及其抗争行动、网络时代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重建及其与左翼知识分子“有机”结合的可能性和紧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