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而是一种新兴的“反学科知识实践”，或者说是一种新兴的学术探求范式或学术思潮。“文化研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于英国左翼思想界，1960年代中期逐渐进入高等教育体制，随后又扩散到世界各地，大约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中国大陆学术思想界。20多年来，大陆学界译介了不少国外学者的文化研究成果，部分学者还结合我国本土经验和个案不懈地进行过文化研究的探索。无论这些努力和探索是否取得了令主流学界认可的思想成果，[1]我们也应该承认，有关文化研究的译介和实践对国内人文社科学术的格局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虽然“文化研究”目前还面临诸多困境和问题，但它已经成为一股冲击学科僵化权力体系的批判性力量，同时还依然具有应对中国社会复杂变革的思想潜能。因此，有必要对“文化研究”进入中国学界的历程做进一步的梳理，努力探测困扰大陆“文化研究”的深层结构障碍，同时，需要努力尝试结合中国社会现实变革的迫切要求，寻找推进“文化研究”的相应对策。 一、“文化研究”思潮进入中国学界的历程和路径特征 1.进入中国学界的前奏与中国学者的自身探索 国内有学者认为，“文化研究”思潮进入中国的时间上限可以回溯至1985年。此年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受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和比较文学研究所之邀来华讲学，使大陆学界开始直接接触到与文化研究相关的理论和研究案例。有学者认为还可以将这一时限再往前推两年(即1983年)，因为中国学者王逢振此年参加了在美国召开的一个与文化研究有密切关系的学术会议——“马克思主义与文化阐释”，接触到了詹姆逊并促成了后者两年后来北京大学讲学之事。[2] 詹姆逊在北京大学讲授“当代西方文化理论”专题课的讲稿由唐小兵整理和翻译，以《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弗·杰姆逊教授讲演录》为名，1986年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詹姆逊的演讲稿展现了自1960年代流行以来于西方学术界的各种文化研究理论及成果，他解读各类流行“文化文本”(电影、广告、建筑等)时所持的批判立场与英国左翼的文化研究传统和实践也有相通之处。但他的讲演更多强调对文化理论的历史语境及理论基础的梳理，与当时在美国泛滥的、受后现代思潮影响的那些多元主义的“文化研究”有较多差异。同时，他所讲的文化理论与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文化观念也有差异，并不涉及后者所重视的民众文化的自创性。这些重要的差别在当时并没有被中国学界广泛感知到，当时中国学界正被各种五花八门的西方理论和术语所吸引，更多关注文学“先锋派”的实验和“后现代”等新思潮(詹姆逊对“后现代”特征的粗糙描述，如历史深度消失、碎片拼贴等)，而对詹姆逊数次强调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批判立场则相对漠视。或者说，詹姆逊对符号再现性世界内在复杂结构的政治症候学分析，对全球资本主义新表现形态的批判，并未得到重视和深入探讨。 以上这些跨国性的学术交流，让国内学者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了与“文化研究”直接相关的一些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和阐释个案，但毕竟还没有从理念和方法层面正式开启“文化研究”思潮的引进工作。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些交流和接受活动看作是“文化研究”思潮进入中国学界的前奏。 当然，在没有正式引入“文化研究”的学术理念和范式之前，并不意味着我国学者没有开展类似的、实质性的文化研究工作。事实上，我国文学研究界的一些学者(比如戴锦华和王晓明等)自1990年代初期开始，就已经通过自己的艰苦摸索，展开了一些针对中国当代文化现象的文化研究实验。戴锦华在数次演讲和访谈中坦言：“其实当我开始做文化研究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自己在做文化研究，这是一个非常真切的事实。”[3]事实上，她在1990年代中期已经着力于对流行影视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性解读。她在一次演讲中提到过自己对下岗女工题材电视剧的解读。当时正值下岗潮，大量电视剧都在鼓励女工树立信心，让她们勇敢地“从头再来”，走出困境。这些电视剧还形成了一些比较普遍的表现模式，比如遭遇下岗——处境艰难(丈夫移情、家人身患绝症)——艰苦创业——成为女老板(或者巧遇并受到另一位成功中年男士青睐)——重新结成新家庭(或者与前夫破镜重圆)等。显然，由这种个人成功主义的道德慰藉所包裹的意识形态修辞其实充满着难以令人信服的裂隙，这些裂隙就被戴锦华给揭示出来了。另外，王晓明抓住“社会成功人士”的形象展现这一切入口，要讨论正是这一形象所遮蔽的社会竞争和阶层分化之痛。[4]这些可贵的探索虽然多是从文学或文艺出发的，但关注的多是那些被遮蔽的、被压抑的群体，实际上也正式开启了对于支配性意识形态(比如对个人成功、物质标榜的追捧)的批判性解读，显示出相对明晰的文化批判立场。 2.正式进入中国学界的标志性事件 从可查的文献来看，“文化研究”被引入中国学界，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一件是《读书》杂志在1994年第7、8期相继刊发了汪晖对李欧梵的访谈：《什么是“文化研究”？》和《文化研究与地区研究》，并在1994年9月召集了一个有多位学人、传媒人和艺术评论家参与的“文化研究与文化空间”讨论会。另一件是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大连外国语学院及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等单位于1995年8月在大连联合举办了“文化研究：中国与西方”国际学术研讨会。该会邀请到了一些世界知名的左翼文学(文化)理论学者参会，这些学者就英美和中国“文化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