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5.21.002 每个时代都有梦想。对于当下中国而言，大国梦、强国梦就是这个时代的梦想。梦想虽是想象之物，但总要有现实的蓝图或范本。关于何为大国的讨论随即应运而生。其实，人类历史的画卷中从不缺少大国的身影；每个大国崛起衰亡的背后必然承载着某种文明跌宕起伏的命运。从城邦时代的雅典，到帝国时代的罗马，再到“海上马车夫”荷兰，世界文明的重心从爱琴海到地中海再到大西洋沿岸一再偏移。然而，大国运势的真正变迁是伴随着“日不列帝国”英国的横空出世而发生。从此，大国不再只意味着狭窄地域内的区域强国，更代表着疆域辽阔的洲际大国。 自20世纪中叶，美国逐渐取代英国等其他欧洲诸强成为代表资社两大竞争阵营中的一方霸主。冷战结束后，伴随着日益加速的全球化、资本化、民主化和私有化大潮，美国作为唯一的全球性超级大国的态势逐渐巩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美国就是当代全球性大国的现实范本。任何一个做着大国梦的后发现代化国家皆无法绕开“言必称美国”的理论窘境。那么，美国版本的大国是最理想的吗？它会是唯一的吗？它有无致命缺陷？无论答案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何为全球性大国的构成性要素都是一个难以回避的时代课题。显然，以列举法来罗列全球性大国的要素是一个便捷的分析路径，如在当下的全球格局和未来的全球化进程中，体现为经济领域的举足轻重、政治领域的领袖风范、文化领域的中心地位、道德领域的普适价值，等等。且不说这一要素清单无法穷尽，更何况美国未必是全球性大国的唯一范本，各国的历史、现状与国家建构路径也各不相同。因此，本文试图另辟蹊径，借用萨托利“民主不是什么”的逆向推论，以辞世不久的一代大师谢尔登·沃林的国家观为参照系，首先探讨全球性大国不应是何种国家，或者说在走向全球性大国的进程中应警惕哪种发展路向这一问题，以期为当下中国的大国想象提供某种借鉴和启发。 全球性大国不是强势的福利国家 谢尔登·沃林是当今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思想家。但他的国家观又远不能用传统的左右标准来衡量。从沃林对全球化进程对国家主权削弱的担心，对国家公司化和公司国家化的忧虑，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总统选举的揭露，以及对当代社会发展对传统政治观念的冲击和解构的警示来看，其思想显然具有鲜明的左派特征。而从他对大众民主的怀疑，对帝国、超级大国和“颠倒的极权主义”的批判，对社会控制的鞭挞，以及对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公民教育的推崇，其思想又具有典型的自由派特征。他如此评价当下的选举政治：“20世纪后期的总统政治被平滑地塞入一种为了给‘自由世界的领袖’登基举行涂油将民主等同于‘自由选举’而紧凑安排的生产……选举极其铺张的景象使人民群众感到无比荣幸，而同时，通过金钱力量的纯粹攀比和展示，又使他们想起自己的无能为力。”①由此可见，沃林的国家观是一种超越传统左右路线的中道国家观。 对于国家在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沃林坚持传统自由主义的消极国家观，坚决反对国家权力的无限性。显然，他无法接受罗尔斯式的基于“差别原则”而赋予国家的干涉经济权力的方案。在他看来，一个强大的国家，不应把政治目标投注在福利政策之上，因为在福利国家的框架下，任何“社会问题，除去其政治实践，得到自由主义的承袭，首先被重新构思成各种社会福利计划，并最后被具体化为一个‘伟大社会’，自吹自擂是一种连续扩展的经济，巨大到足以容纳所有的人，并重新给那些不能‘达到预定目标’的人们分配收入，而不是具体化为一个力求既有社会福利又有政治民主的社会。”②另外，福利政策的现实推行，极容易带来一个“超限的国家”，而实际上，“应该将国家的能力约束在合理的界限中，超限的国家能力是随时可能会引爆国家失效的定时炸弹”。③ 作为西方社会与文化的主流思潮，自由主义历经数百年历史与现实的洗礼，逐渐完成了以约束和制衡政治权力为基本诉求的制度设计。然而，现代化进程却率先在经济和文化领域突破了传统的国家权力边界，这种突破表面上看是经济力量与文化力量在合力侵蚀政治领域，但其相互交融的发展态势表明，其实质却是从反向加强了国家的职能和权限。换句话说，传统的自由主义强调个人权利的至上性和国家权力的有限性，因此主张将权力存放起来，高置于“圣堂”之上，而现代化进程则主张国家权力的无限性。被宪法所限定的政府权力开始与藐视传统界限的经济和文化力量联手协作，共生共强。对此，沃林深恶痛绝。他将这一现象称之为一种“物质奇迹”，这一奇迹的结局只能是“资本主义依靠消费者，它同时正在作为民主想象中的公民得到安置。问题是要避免同前者疏远而不激怒后者成为一名被平民主义仇恨唤起的有自我意识的群众。解决办法则是要把两种文化都表现为集中于自由选择。至高无上的公民和至高无上的消费者一样可以在两个选择之间‘进行挑选’，尽管他们从未制定任何一个。人民权力至上论被吸进经济的重要性，而消费者权利至上论则被吸收进政治的重要性”。④ 福利国家的理论与实践原本不是新生事物。对这一制度的批判与反思自制度建立之日就从未停歇。“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福利国家得到最充分发展的时期，其意识形态具有高度一致性。现在，与这种情况相反，福利国家不再被认为是解决资本主义社会、政治问题的有效答案了。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对福利国家的制度安排做出了极度渲染和极为根本的否认评价。”⑤但在20世纪后期，福利国家渐渐与市场经济结合且与民主并存，这是最初福利国家政策所没有遇到的新境况，从而也引发了新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对于这种新型福利国家的政治后果，沃林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