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16.31；B516.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023(2016)01-0001-07 在今天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中，超过60岁以上的人大概还会记得，当初国门大开的年代那一场关于“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的大讨论。那是1981年，适逢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发表200周年和黑格尔逝世150周年，由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在北京召开的“纪念康德、黑格尔学术讨论会”所提出的主题。之所以提出这一主题是有原因的。上世纪50年代以来，国内意识形态基本上只看重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直接相关性的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对康德则一贯持严厉批判的态度，通常是将他的不可知论和二元论作为反面教材和攻击的靶子，无暇顾及对其哲学的其他方面进行客观细致的探讨。这种情况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术界已经厌倦了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条，连带也累及多年来的“显学”黑格尔哲学。这个口号式的主题的含义十分明确，就是要把黑格尔打入冷宫，而将关注点转移到康德哲学上来。其实这个主题在前一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召开的“德国古典哲学讨论会”上已经涉及，其会议的论文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首篇就是李泽厚先生那篇脍炙人口的雄文《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其中的一段话最贴切地表达了当时的学界为什么会开始热衷于康德的思想。 康德在某些方面比黑格尔高明，他看到了认识论不能等同也不能穷尽哲学。黑格尔把整个哲学等同于认识论或理念的自我意识的历史行程，这实际上是一种泛逻辑主义或唯智主义。这种唯智主义在现代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例如像存在主义即使没有提出什么重大的认识论问题，却仍无害其为哲学。人为什么活着？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存在的内容、深度和丰富性？生存、死亡、烦恼、孤独、恐惧，等等，并不一定是认识论问题，却是深刻的哲学问题。它们具有的现实性比认识论在特定条件下更为深刻，它们更直接地接触了人的现实存在[1]8，9。 当然，李泽厚先生的意思并不是说康德就解决了或者谈到了存在主义所提出的那些问题，而是说康德为讨论这些问题网开一面，留下了余地。当康德说“我不得不悬置知识，以便给信仰腾出位置”[2]时，这里的“信仰”(glaube)也可以理解为广义的“信念”。然而，康德虽然已涉及人的主体性的问题(如确立起人的道德上的“尊严”)，但还是在极其抽象空洞的意义上的涉及，在这方面，甚至黑格尔都比他做得更多，后来的存在主义者也大都从黑格尔出发，谈到康德时都是作为陪衬。康德只是从限制理论理性和科学知识方面为后来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方向而已，即使是他的“审美判断力”，也并不具有存在主义的含义。由此看来，靠康德哲学来建立“主体性论纲”是不成功的，事实也证明，后来的思想热点在转向主体性，即转向叔本华、尼采和存在主义(萨特、海德格尔等人)的时候，早已经把康德远远地抛在后面了。在关于康德和黑格尔的那两次全国性的大会之后，学术界所走的路却恰好是既不“要康德”，也不“要黑格尔”，人们认为那都是老掉牙的、过时了的东西，谁还在研究这些老古董，就会被人讥为“古典气息太浓了”。在此后将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学界一直都在“追新赶后”，义无反顾地奋力追赶西方哲学的最新动向。直到进入本世纪，人们才突然发现，西方学界现在再也没有什么新东西提供出来，让翘首以待的中国学者一饱眼福了，他们居然又回到了早已被中国学界抛弃了的黑格尔！这不免让紧跟西方最新思潮的中国学术界一下子乱了阵脚，那些一直在引领中国学术潮流的学界大腕们，现在有的去恶补希腊文和拉丁文，崇尚“古典学”和“博雅教育”，有的转向自己历来不怎么看好的“国学”，有的干脆不搞哲学了，搞政治学，反正不再回到黑格尔。但由于多年疏远和拒斥“古典气息”，他们的“古典学”搞得很不像样子，回过头来搞黑格尔，他们又不具备功底，这不是一两天补得起来的。思来想去，还是搞“国学”最省事，用最时髦的西方哲学术语装点中国传统的范畴，对内可以唬住那些不懂外语的冬烘老朽，对外又可以镇住那些不懂汉语的西方大孩子，现在他们才是国际学术界所要追赶的“最新思潮”和“后后现代”！一种“中国特色”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然而笔者以为，一个康德，一个黑格尔，是中国当代学术跨不过去的坎。当然其中还应该包括费希特、谢林等人，但最重要的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和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费尔巴哈尽管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者”，但他的思维方式是非思辨的，严格说来不属于德国古典哲学传统，而属于向马克思的实践唯物论的过渡。但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那个问题现在又摆在了面前：在两者之间，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不过现在这个问题已不再具有当年那种情绪化的偏向，而是需要进行一番冷静的客观评价，即康德和黑格尔对我们今天的哲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各自具有哪些优势和软肋？ 先看看康德。众所周知，康德历来被看做一个“蓄水池”，以往的哲学都流向康德，从康德又流出后来的哲学(安倍能成)。在西方哲学界，康德的地位不像黑格尔那样大起大落，而是两百年来从未动摇过。之所以如此，必有其中的原因。在笔者看来，这原因大体上有三个方面，体现出康德哲学的三大优势。 首先，康德哲学具有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这种开放性和包容性，在当代只有胡塞尔现象学可以与之相比，而胡塞尔现象学恰好来自康德，继承了康德的“先验的”，也就是普遍的理性精神。一般说来，真正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本身就是理性精神，这正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人是理性的动物，由此也可以说人是具有最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动物，他不但可以超越自己的肉体本能和感性需要，而且甚至可以超越人类本身而向上帝或彼岸敞开怀抱，因为他的理性可以使任何有限的东西无限化、普遍化、原则化，并从这个原则的高度来支配和分析一切有限的东西。在康德那里，没有任何东西、哪怕是极有限的东西是被完全否定和抹杀了的，他只不过是从先验的法规出发，将这些东西各自放置在它们合理的位置上，限定了它们各自的边界而已。实在没法放置的，他也为之留出了空位，比如对“知性直观”的设定，尽管他认定人类不可能有知性直观，但却并不排除上帝或天使或许会具备这种直观。这种巨大的包容性在某种程度上也为黑格尔所继承，如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的导言中所说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哲学是被完全否定了的，被否定的只是这些哲学的绝对性，也就是它们在每个时代所占据的至高无上的位置；但作为后来的哲学中的某个适当位置上的环节，这些哲学全都保留在哲学体系的整体中，起着它们应有的作用。但由于黑格尔不承认有不可知的自在之物，因此使他的包容性受到了某种限制，他的理性是排斥感性、排斥不可言说的“意谓”的，他的怀疑(这被看做消极的理性环节)是最终被扬弃了的，在他那里没有什么可以“存而不论”的东西。因此，如果完全相信黑格尔的话，那么黑格尔以后的人就什么也不用于了，甚至都不用活了，只需按照他已经制定的程序去做就行了。这就是黑格尔的体系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哪怕所有的哲学都在他的哲学中，但所有的哲学都只能由他来解释，不能有别的解释。相反，康德的开放性则包含一种真正的宽容，从康德出发，你的创造性或者突发奇想不会受到限制，你的怀疑不会得到终极的解决，而会成为突出重围的动力。正因为康德没有包打天下，而只交给了你一种普遍的法则，并且没有排除还可能有其他合理的法则，你就可以凭借这种法则来寻求和开拓自己新的领地，同时又还使这一领地继续保有普遍性，而不只是神秘莫测和过眼烟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