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盘点一下对近代中国走向发生过重大影响的外来词语，“苏维埃”①无疑是名列前茅的一个。中共建党之初，即以建立苏俄式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作为奋斗目标，标明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②当时共产党人对于苏维埃的了解，主要来自于李大钊、瞿秋白所做的粗浅描述。国共两党结成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后，为了与新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中共将政权目标调整为“真正民主共和国”。③然而，国共联手进行的北伐战争没有造成预期中的平民政权，迎来的却是新军阀集团对工农革命群众的屠戮和新军事独裁政权的建立。中共对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进行了深刻自省，将其归结为指导路线上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对于国民党新军阀的反动，中共毫不迟疑地做出武装反抗的选择。稍后，重新提出苏维埃的斗争口号，并把工农武装暴动与创建苏维埃政权结合起来。苏维埃这一源自外国的政权形式被广泛地移植到中国大地上，凡有中共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的地方，大大小小的工农苏维埃政权纷纷建立起来，渐渐在远离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偏僻乡村立稳了脚跟。于是，在一个仅仅保留了形式上统一的国家内，苏区和白区、红军和白军、苏维埃政权和国民党政权，这样两种政治势力、两个社会制度的对峙、博弈与厮杀，延续了整整十年，中国近代史上这个十年也因此永久留下了“苏维埃”的特殊印记。那么，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是如何选择了苏维埃，为什么要选择苏维埃，围绕苏维埃政权建设做了哪些实践上和理论上的探索？本文将循着中共早期武装暴动和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历史脉络，着重就上述问题进行考察并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莫斯科的争论与创建苏维埃方针的确定 对中共而言，政权目标的转换并非水到渠成的结果，而是形势逼迫下的仓促决定。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改组，五人临时中央常委立即着手制定湘鄂粤赣四省暴动计划，同时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八七会议分析大革命失败后的国内政治形势，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已经离开革命的阵线走入反革命的营垒，国民政府也已经从革命的政权机关变成了资产阶级反动的执行机关，变成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会议选出的临时政治局决定用枪杆子对付枪杆子，对国民党新军阀的倒行逆施实行武装反抗，同时又想继续维系同国民党左派的合作，以便仍可利用国民党的旗帜号召民众。故会议之后中共方面的文件中出现了有关政权问题的自相矛盾的提法，一方面说暴动之后要“建设工农德谟克拉西专政的革命政权”、“工农的民权独裁”④，一方面却又把这种政权称之为“正式民权政府”、“真正平民的民权政治”。⑤前者实质上是指苏维埃式的国家政权，而后者则是国民革命的政治口号，政权构成中是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瞿秋白、李立三后来指出，八七会议的缺点之一，在于“对苏维埃政权口号看轻，没有指出唯一出路是建立苏维埃政权”⑥，错误地以为“革命的国民党的这种组织，可以使将来革命发展到更高的阶段时，政权形式将要进于工农兵代表苏维埃——那时的过渡更容易些”。⑦8月21日通过的中央决议，要求全党立即进行苏维埃口号的宣传。决议称：“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是一种革命的政权形式，即是保证工农民权独裁制直接进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独裁制；这种形式之下，最容易完成从民权革命生长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而且是保证中国之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唯一方式。”现在就应当开始在劳动群众之中宣传苏维埃的意义，以便到了必要的时期，立刻可以开始组织苏维埃。但目前只局限于宣传，而不提出组织苏维埃的口号。“只有到了组织革命的国民党之计划，完全失败，同时，革命又确在高涨之中，那时本党才应当实行建立苏维埃。”“如果组织革命的国民党的计划能够成功，那末，本党就应当在革命超越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范围时，使苏维埃制度得以从新的革命政权之中生长出来，——这种新的革命政权，现在就要着手组织，依照最广泛的各种革命阶级选举的最民权主义的代表制度。”⑧这段晦涩难懂的文字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如果与国民党的左派合作失败，国民党的旗帜已无任何价值时，应当立即建立苏维埃；如果与国民党左派的合作成功，则苏维埃制度会从目前组织的工农民权独裁制的革命政权中生长出来。这清楚地表明，在是否建立苏维埃的问题上，中共中央把与国民党左派的关系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考量因素。 一个月后，在9月19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对于苏维埃政权的态度却有了明显变化。会议承认复兴左派国民党的计划已无法实现，指出国民党的旗帜在群众的眼中已变成“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的象征，白色恐怖的象征，空前未有的压迫与屠杀的象征”。⑨即使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也不能再用国民党的旗帜。决定改变8月决议中有关苏维埃问题的规定，强调“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⑩新决议也保留了一个尾巴，即苏维埃的组织应当是在广州、长沙那样的中心城市，而在小县城要坚决地拒绝组织苏维埃。乡村和小城市的政权仍须照中央原来的决议去组织，即在小城市一切权力归革命委员会，在乡村一切权力归农会。导致这一重大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共产国际对苏维埃问题有了新的指示。 在共产国际领导层内部，对中国应采取何种政权形式早就存在不同看法，并由此引发了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上的激烈争辩。双方均是以列宁提交给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的一段话为依据的。列宁提出，必须尽一切努力，用建立“劳动者苏维埃”等方法把苏维埃制度的基本原则应用到资本主义前的关系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去。(11)他在给大会所做的报告中还说：苏维埃的组织形式，既可应用于无产阶级的关系，亦可应用于农民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关系。“农民苏维埃、被剥削者苏维埃这种手段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也适用于还保留资本主义前的关系的国家。”(12)列宁的这一思想为大会通过的《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案》所采纳。不过，列宁对于“劳动者苏维埃”、“农民苏维埃”的政权属性和阶级构成并未给出明晰的解释，从而为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歧见埋下了伏笔。 首先提出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还不是托洛茨基，而是派驻上海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时间在1927年2月初。当时中共正在组织筹划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国际工作人员基于对北伐军事进展的乐观估计，向青年共产国际提议起义后应建立“能够成为政权机构的组织”，也就是苏维埃，“这个制度应该从我们的苏维埃那里搬来”。(13)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夕，共产国际远东局工作人员又一次提出：“上海无产阶级在相应的政权形式下能够对整个国民政府的进一步革命化产生极大的影响。正是上海的无产阶级有条件通过国家政权来真正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这一政权形式很快就能为中国各大城市所接受。我们认为完全有可能和有必要按照苏维埃制度建立起称之为‘人民代表会议’的政权。这个会议基本上采取苏维埃制度，应包括所有的反帝阶层。”(14)这个意见得到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的支持。季诺维也夫在4月中旬所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提纲》中提出：“可以和必须提出建立苏维埃这个口号的时候来到了，这个口号是建立工人、农民和手工业者苏维埃，其中也必须有国民军士兵的特别代表”。“只有建立苏维埃才能为工人阶级领导整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创造一个较好的形式。只有苏维埃才能摧毁旧的资产阶级的政府机构和开始建立新的政府机构。”他强调：中国的苏维埃必须适应中国的情况。苏维埃在今天还不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而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贫民的专政。(15)托洛茨基也认为，击退国民党新军阀的反革命政变，必须依靠无产阶级与城市农村被压迫群众的联合，“除了苏维埃以外找不到其他任何形式的组织，能够实现这种联合”。(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