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与问题 无论给予中国的户籍制度何种评价，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经历了一系列顶层设计和地方试验之后，它依然阻碍着国民对幸福的渴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早在2008年，一项基于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的研究就曾指出，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中国的社会分层依然具有城乡户口差别和城市等级户口差别并存的特点[1]161。有研究者将这种高耸而坚固的“户籍墙”的持续性称为“户籍制度变迁内卷化”[2]233。最近的实证研究也有力证明，户籍分割不仅依旧是导致居民生活差距的重要变量[3]51，也造成了职业获得的不平等[4]197，甚至成为影响居民的公共意识与公共参与的重要因素[5]86。 户籍制度何以持续塑造差别、销蚀公平并阻隔通往幸福之路？早期的研究往往聚焦于户口的强粘附性、户口等级的难转换性和难迁移性等户籍制度的“天然禀赋”，然而，当诸种户籍分层并未伴随一元化户籍政策的问世而消殒之时，研究论域逐渐转移至对户籍改革中地方保护主义的反思。有研究者指出，“市场化下由地方政府主导的户籍制度改革已经难以发挥对人口迁移的调控作用，但在生成社会阶层差别上依然强势。”[6]83如果仔细检视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效应的地方户籍新政，不难发现：一方面，无论是广东省和上海市的“积分入户制”，还是重庆市的“地票制”，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更多的入户机会；另一方面，它们瞄准的对象仅限于本省甚至本市的农村移民，而跨省迁移的农村移民则不在辐射范围之内。对此，蔡昉教授曾不无忧虑地表示，“如果全国各地都采取局限于本省户籍人口的改革模式，则意味着流入沿海地区务工的中西部农民工，被户籍制度改革所遗忘。”[7]10在当前中国近两亿农村移民及其数千万随迁家属中，一半以上是跨省流动。但是，跨省户籍改革始终步履维艰，中国的乡—城人口迁移无法复制其他国家城市化中以永久性家庭迁移为主导的模式，而只能以“临时、单身、钟摆式迁移为主”[8]128。可见，当地方政府的户籍新政无法惠及数量庞大的跨省农村移民时，可以想象他们的幸福之路是何等艰辛、曲折和漫长。 然而，除了利益驱动引致的地方保护这一广受诟病的主体因素之外，户籍改革的地理空间因素却被遮蔽在一个易被遗忘的角落，而在推进跨省户籍改革的进程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地理空间上的整合和集聚问题。新经济地理学的一个基本原理是：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聚所带来的规模效应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由于户籍改革是一个包含经济与社会等因素在内的组合体，因此，地理空间的集聚效应是跨省户籍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那么，就当前的户籍改革模式而言，在地理空间上制约跨省户籍改革的“瓶颈”是什么，如何突破？这是一个鲜有论及却亟待解决的问题。围绕这一议题，本研究首先对当前关于户籍改革模式的代表性观点进行梳理与整合，在检视和反思的基础上，借鉴新经济地理学中的“中心—外围”模型，尝试提出户籍改革的“中心—外围”模式(core-periphery model)，进而设计践行该模式的“三维府际合作”径路。 二、户籍制度改革的“城市单元模式”及其反思 一直以来，在户籍改革的顶层设计和地方实践中，小城市(镇)都是改革的桥头堡，而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则成为改革的深水区。然而，学界似乎并不青睐此种改革模式，相反，更多的研究心声是担忧甚或质疑。早在小城镇户籍改革伊始，就有研究者犀利地指出，小城镇户籍改革本应作为推动实现“享受迁徙自由和选择住所的自由”的契机，但其落脚点却被不恰当地放在了“加快城镇化”这一中途目标上，这本身就是一种超短视行为[9]124。事实上，这种改革模式对放开户籍促进城镇化的确期望过高。因为小城镇对农村移民的吸引力并未伴随其户籍放开而明显增强，甚至还出现某些地区小城镇户籍放开后居然无一人申报的窘境[10]4。有研究者就此指出，“以小城镇为中心”的户籍改革模式的意义非常有限。一方面，发达地区的农民想获得小城镇户口，往往要放弃农村土地与计划生育政策二胎指标，这无疑削弱了他们申报小城镇户口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在欠发达地区，小城镇能够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就业机会均非常有限，这就导致大部分农村人口宁愿前往发达地区打工，也不愿选择本地小城镇落户[8]134。 如果户籍改革的切入点不是小城市(镇)，应将其置于何处？伴随2005年以来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逐渐偏紧，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矛头直指当时的户籍改革模式，认为“把劳动力留在小城镇，不仅限制了劳动力本已受限的流动，也无法真正拉动内需”[11]109。户籍改革应从大城市尤其是被实务界视为“禁区”的特大城市切入，因为“更多样化的产品需求与供给、更好的公共品提供以及更高的城市治理水平都将在大城市的发展中得到体现”[12]29。有研究者指出，当前户籍改革模式隐含着“小城市(镇)才是未来的城市化方向”的判断，但这种判断“既没有意识到‘城市病’并非大城市的必然现象，也没有意识到小城市(镇)的发展必须以大城市的存在及其集聚效应的充分发挥为前提”[13]77。中国大城市常见的拥挤和公共服务不足等“城市病”，并非出自人口持续迁移引发的公共服务需求暴涨，而是来源于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相对不足。如果限制人口向大城市集聚，不仅不利于经济增长，而且还可能会强化城市的“新二元结构”[14]24。同时，何种城市规模是最优的，应通过比较城市扩张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和拥挤效应予以科学衡量，而不应盲目采取限制城市人口规模的措施[15]65。有学者据此呼吁，城市化的当务之急是放开户籍对人口向大城市迁移的限制，回归大城市[11]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