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关键之年、全面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四个全面”的提出为2015年带来了新的目标和任务。 至2015年12月9日,19次中央深改组会议,已经作出了一系列部署,审议通过了102份规则、方案、意见等重要文件,推出了70多个重点改革方案。各地方各部门改革呈现全面发力、多点突破、蹄疾步稳、纵深推进的良好态势。改革的重点是财税、金融、开放、司法、民生等领域集中推出一批力度大、措施实的改革方案。这一成果是在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进入消化期背景下取得的,来之不易。 从效果上看,这些改革措施的关键是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发展方式实现速度变化——从高速转向中高速;方式改变——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结构优化——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动力转换——从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 两年来的实践证明:全面深化改革的24字方针即“先易后难、以小带大、抓住要点、把握节奏、稳扎稳打、以质取胜”,是十分务实和有效的;已经出台的改革方案“既中看”、“更中用”,都是实打实的方案,拿来就能做、就能用,有的还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 当然,改革是一种制度投资,或称为“软件投资”,不像硬件投资那样来得快,所以对改革要有耐心,从长计议,从大局着手。但从中长期来看,几十项的改革措施出台,将会产生集聚效应、长期效应,改革红利也将会越来越明显。(文/胡鞍钢) 以改革激活发展新动力 《瞭望》:当前改革的胶着点或者说难点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王军:现在中央重视顶层设计和改革的一盘棋,强调由上而下的统领,但未来需要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积极性结合起来,现在各地基本上都是“上面推一推,下面动一动”,上面不推下面就不动,从过去多年的经验来看,实际上更多的是根据地方实际寻找改革的方案。中国区域很广,各地面临的发展阶段、收入水平、产业结构不尽相同,因此要注重地方的实践和探索。 迟福林:首先要进一步营造改革氛围、凝聚改革共识。过去的改革更多是帕累托改进,因此容易形成共识;而现在各种利益矛盾交织,对于一些具体的改革措施往往存在不小分歧。 此外,改革需要将顶层推动和基层的先行先试结合起来,要鼓励地方按照中央统一部署,结合本地实际先行先试。在这方面需要有更“给力”的激励措施,比如说对那些敢改又有能力改的干部如何鼓励和使用,这样地方就能从“被动改”变成“主动改”。 胡鞍钢:关键是协调发展。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党中央将协调发展上升到新的战略高度。习近平强调:“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其根本要求是统筹兼顾。”“城乡联系、区域联系、经济与社会的联系、人与自然的联系、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联系,都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我们违背联系的普遍性和客观性,不注意协调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就会顾此失彼,导致发展失衡。”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协调发展已经成为全面涉及我国发展全局的重要指导思想,任何改革都要从全局出发,从全局思考,最终落实每一项具体措施。 刘尚希:要进一步完善改革的执行方式、推动方式。如果还按照现在的方式,大家忙于传达文件和汇报,那么改革很可能就会出现在冰上开车的现象,轮子在转,车不往前走。 当前改革面临的问题和过去比是不一样的。过去改革面临的问题从看病的角度来说都是实症,就是吃穿行短缺的问题。实症的问题好解决,就像是治病一样,吃几副药就解决问题了。但现在面临的不是实症,而是虚症,表现在经济增长乏力,社会活力不够,干部精神萎靡。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就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从治理的角度去全面深化改革。新的国家治理结构是什么?我觉得就是三方面: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所有的改革就是围绕这三个方面来做文章。 《瞭望》:当前中国经济正遭遇下行压力,要以改革来激活发展新动力。具体来说,应当如何落实? 王军:关键是要通过改革来激发市场活力,要营造公平统一的大市场,让市场去发现机会,让企业通过创新提升自身竞争力。只有市场内生的动力激发出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能够真正扭转当前经济下行的困难。否则,仅仅依靠传统的短期拉动去调节,不能说完全没有效果,但效果在递减。 换言之,最核心的是政府和市场关系。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怎么发挥,政府究竟要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各方的认识还不够统一。特别是在当前经济遇到困难的时候,不少人把稳定经济的重任压在政府身上,而政府也习惯性地把稳增长的责任揽到自己怀里。殊不知,越是经济下行的时候越要激发市场活力,通过改革来发挥企业的能动性。 近期,中央反复提供给侧改革,落实到微观和中观层面就是要把企业活力调动起来,通过不断地为其减负,让其自己做决策,而不是政府包办代替。 《瞭望》:对于国企改革这一领域的改革,应该如何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