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4086/j.cnki.wujhs.2016.01.019 1935年10月发生的意大利第二次侵略阿比西尼亚的战争，是一次严重挑战当时国际政治秩序的事件。盖不仅因为意大利等法西斯国家通过这场战争助长了自身的侵略气焰，而且由于英、法等国对他们的纵容使得国联主导的集体安全愈加受到诟病，许多中小国家甚至因此而舍弃或避开国联，转而与法西斯国家进行接触和谈判，导致一战以后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逐渐走向崩溃。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远离意阿战场的中国知识分子亦对这场战争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并且纷纷发表他们的议论和看法，不少报刊甚至还将这些言论结集刊登，供读者阅读和研究②，可见此事在中国引发的关注之大。 作为局外的旁观者，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基本都未参与意阿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他们的认识大多得自书本和报刊等媒体的宣传，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对这场“远方的战争”投射了格外的热情，个中意味当然值得我们深思。然而，到目前为止，除了少数研究涉及意阿战争的本事以外③，很少有研究注意到中国人对于这场战争的感想和反映④。事实上，意阿战争这一“事件”在当时的传播和解释，不仅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情感，而且还在相当程度上牵涉了中国的国内政治。本文不揣谫陋，试对此进行一定的考察，不足之处尚望高明指正。 一、弱国心态与事件反思 1934年12月，意大利与阿比西尼亚因为边界争端引发冲突。尽管冲突并未直接演化成双方之间的战争，但是这场冲突很快引起了中国国内的广泛关注。素来关心国际政治的“良辅”在冲突发生后即有针对性地发文，称道阿比西尼亚的反抗精神。他认为，此事的结果虽然“总是强大的帝国主义者占着胜利”，但是因为其复杂的历史关系和国际背景，“这次纠纷，不应看为单纯的边境争执，而实含有弱小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重大意义在呵！”⑤易言之，因为阿比西尼亚有着弱小民族的身份，而且反抗的是帝国主义阵营中的意大利，它在冲突事件中便占据着当然正义的位置。 《上海防空》杂志一位署名为“石”的作者则进一步分析说，“今世弱国之处境，有非言语所能罄述其困难者。盖弱肉而强食固矣！今日之世界，原为一力的世界，唯有力的表现，始能标榜公理，鼓吹正义。而此所谓标榜鼓吹之公理正义，又为强国侵略欺骗之代名词，弱国无与焉。弱国苟图生存，强者亦不之许，必使弱者束手待毙，国亡种灭而后快。且复标榜正义人道，亲善互助，决不肯自身为一侵略者”。而且，即使弱国想要“诉诸于第三者之强国”，收获的也只是“皆袖手旁观，避免卷入漩涡，所易得者仅口头上之安慰与同情而已”。“石”能如此说，是因为他已经深刻体会到中国作为弱国的愤懑与无奈，故而他写是文并非只是对阿比西尼亚表示同情，还要对中国人呼吁：“为发奋图强之心理，不当因弱国处境之困难，稍露灰心短气之意态，是可与倨处东菲之阿国共勉。”并且，他深信“在社会进化与物极必反之原则下，被压迫民族，总有历史翻身之一日也”⑥。这种对于弱国可以“翻身”的强烈期待，既揭示出作者诠释意阿争端的真实用意，也是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内在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激扬的写照。 差不多同时，一位匿名“老总”的作者也向他认为“不好谈政治”的《论语》杂志投稿，专门讨论意阿之间的冲突问题。他特别指出，意阿之间的冲突有演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可能，“那时候中国存亡攸关，《论语》当局焉能再打起‘孔子曰’的招牌拿老百姓来开玩笑，而《论语》读者也不能自信读熟一本《论语》便知天下事了”，因而不得不“‘论’一点，‘语’一点”⑦。勉强一个“不好谈政治”的杂志谈政治，原本是“老总”在民族主义的激使下强人所难的个人举动，但有意思的是，一向标榜“与本刊性质不合之稿，概不刊登”的《论语》杂志竟然刊登了该篇来稿，这不仅显示出该刊的编者相当关注意阿冲突这一事件，也恰恰说明“老总”借意阿冲突问题抒发的感想(至少在《论语》杂志的编者看来)有着相当大的受众群体。 “老总”的文章带有一定的时代色彩，这是我们需要特别留意的。他之所以将讨论意阿冲突的稿件投向《论语》杂志，似乎是暗自针对当时国民政府在国难当头的情形下提倡尊孔读经的行为⑧。同年8月，傅斯年亦就坊间传言国民党尊孔是仿效日本“祀圣”的说法进行批驳，认为国民党的这种行为是“走了几十年革命的道路，忽然失却自信，以成败论是非，乃慕东邻，以徘徊代努力，乃演复古”，殊不可取。他指出，中国与日本在东亚历史上的地位完全不同，“即使作同样的反应也决不能出同样的效果”，日本的“一朝之功，不足以摇动我们四十年革命的自信心，不足以担保将来之永远成功”，尤其不足以使得中国心悦诚服地投降⑨。这一点于“老总”来说也是同感，故而他在文章中不无影射地说：“阿比西尼亚皇帝所以不给意大利所要的地方，因为意大利并不是要阿比西尼亚一块地方；乃是阿比西尼亚全国地方。今天给一块，明天还要给。与其割亡，不如战亡，与其苟存，不如同归于尽，中国官场有一句格言‘宁为鸡口，不为牛后’。阿比西尼亚皇帝最近说一句话与此相似而不尽同——‘宁为一日狮，不作万年羊’。可见‘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乃是中外一理呵！”⑩结合中国的情境，他对中阿两国格言的比较实质上是对中国政府的变相砥砺。 不同之处在于，傅斯年虽富于民族主义的情感，但仍旧主张了解并学习他人(国)的长处，且从他肯于为当政者进言的层面来看，他相信肩负国家富强和抗御外侮使命的还是国民政府(至少是有责任)，而不是一般社会群体。为此，傅斯年在其文中勉励国人，“天然淘汰之结果，只是适者生存，适者固多不是弱者亦并不必是强者。古往今来，大抵能宽容多弹性者长存，与之暴者，每每昙花一现而[耳]”，并且引用普鲁士的事实作为例证(11)。在弱能胜强的观点论证上，傅斯年的思维显然更加严密，相比于“被压迫民族，总有历史翻身之一日也”一类的言说，精神上更为积极，对弱国国民更具有说服力和振奋信心的作用。然而，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动日益紧迫的情况下，究竟有多少国人肯接受政府“宽容多弹性”的对外策略，或者仍然对国民政府的外交策略抱有期待，恐怕很难积极视之(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