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15)06~0032~06 DOI:10.14138/j.1001~4519.2015.06.003206 通识教育是美国高等教育中最具特色的教育传统之一,是对美国大学本科教育具有重要影响的教育理念。美国大学“通识教育的演进史就是大学发展史的主轴或缩影。通识教育在大学里受到重视程度的起起伏伏,正好说明了大学每一阶段的蜕变。”①课程一致性是指课程的连通性,既包括逻辑上的连通,也指课程的基本连续性和顺序性,也指课程之间的互相整合。②通识教育课程的一致性问题是美国通识教育改革中反复出现的问题,课程一致性观念是关注美国本科生教育的一个重要来源,建立一致性的课程或增强课程的一致性长期以来一直是通识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③本文通过对美国大学通识教育课程一致性问题的发展过程的论述,分析不同时期美国大学通识教育课程一致性问题所呈现的不同形态,目的在于揭示通识教育课程一致性问题的产生和发展与美国社会和大学的日益复杂化和多样性之间的关系。 一、美国大学通识教育课程一致性问题的出现 从1636年哈佛学院建立到19世纪中期之前,美国高校中通识教育的一致性问题并不突出。因为这一时期美国学院的大多数学生是来自有特权背景的年轻人,这些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主要是成为未来的宗教、法律或医学方面的领导人。这一时期各个学院的课程基本上是统一的,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还没有出现分化。希腊语、拉丁语、数学和道德哲学等课程是一种真正核心一致的课程。④ 19世纪20至30年代虽然有少数高校出现过课程多样化的尝试,如由托马斯·杰弗逊1824年创办的弗吉尼亚大学实行选课制度,这一做法比哈佛大学要早半个多世纪。虽然美国高校中出现了尝试设置更加实用和个性化课程的努力,但实际上由于无法吸引到足够的学生来学习这些课程,这些尝试很快就失败了。1828年耶鲁学院是最早尝试界定什么是通识教育的机构之一。著名的《耶鲁报告》认为古典语言是训练心智的有效途径,大学生心智还不成熟,不能给他们选课的自由,因而对学院提供忽视古典课程而支持更加实用和个性化课程的努力进行了谴责。⑤ 19世纪中期美国社会的许多变革促进了美国高等教育改革,特别是工业革命引起的对职业培训与教育的需求越来越大,使得美国高校更加重视开设实用性或应用性课程,同时通过开设选修课给学生以选课的自由,从而使得课程个性化的趋势也更加明显。其中,19世纪60年代发生的两个事件加速了高校课程从古典课程向更加实用化和个性化方向转变。一是1862年《莫雷尔法案》的颁布开启了由州立学院和大学提供负担得起的实用高等教育的开端。⑥《莫雷尔法案》规定为每个州提供资金以帮助各州至少建立一所学院,该学院的主要目标是教授诸如与农业和机械工艺相关的学科知识,从而促进工人阶级的自由教育和实用教育。二是1869年查尔斯·艾略特就任哈佛大学校长和他随后进行的选修制改革。选修制在许多方面影响了高等教育:学生获得了适合自己需要的学习;选修制连同《莫雷尔法案》促进了美国人的社会流动;选修制还使得学术研究活动走向了繁荣,因为教师获得了从事他们自己感兴趣研究的自由。结果,专业化变得引人注目,学系在校园里变得更有影响力,学术研究作为一种专业活动得到了认可。⑦ 19世纪末,随着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兴起,美国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已经从培养未来的领导人转变为促进知识的进步。随着大学教师把更多的时间用于他们感兴趣的研究,专业化在高等教育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对研究和专业化的重视直接导致了大学对通识教育的兴趣减弱,必修课的数量在大多数院校都减少了。与此同时,随着选修制被美国高校广泛采用,不仅大学中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而且选修制所暴露出的问题也日益引起关注。对学生而言选修制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他们获取学位过程中选择想要学习的任何课程的一个手段,学生完全可以不管他们所学习的知识是多么分裂和不连贯。有时候学生选修的课程是如此不同,以至于他们在同一所院校获得相同的学位却可能没有选修任何相同的课程。甚至那些没有做好学术准备的学生也和其他学生一样拥有相同的选课自由。为了获得学位,学校也没有要求那些缺乏学术准备的学生选修弥补他们缺陷的课程,以至于人们对学士学位的价值都产生了质疑。⑧至此,美国大学课程数量急剧增加,课程范围和种类明显扩大,美国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的一致性已经不复存在,课程的一致性问题开始引起人们关注。 二、美国大学加强通识教育课程一致性的努力 20世纪初美国大学针对通识教育出现的课程一致性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争论和改革。对艾略特选修制所带来的教育结果的不满成为20世纪早期通识教育改革的最初动力。⑨许多教育家对选修制的弊端进行了猛烈的批判,甚至有人主张废除选修制。芝加哥大学校长威廉·雷尼·哈珀为学校设计了一种在大学的前两年限制选修课数量的课程。在增加课程一致性的努力中,耶鲁大学把其本科生课程调整为一种包括专业课程和分配必修课程的结构。其他院校慢慢开始接受这一做法。艾伯特·劳伦斯·洛威尔校长在哈佛大学为学生增加一致性的思想也以一种分配必修课结构的形式出现。这种课程由四个学科领域组成,分别是生物科学、物理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为了产生具有关联性的知识和由此给一个“知识混乱”的时期带来秩序,其他一些院校同样压缩了它们的选修课程。 在20世纪20和30年代通识教育改革中,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和罗伯特·赫钦斯所领导的课程改革影响最大。⑩他们都对艾略特倡导的选修制持批评态度,他们领导的课程改革走向与艾略特相反的方向。米克尔约翰是阿姆赫斯特学院校长,1922年他批评艾略特的化学专业背景阻碍了他实现知识之间存在的联系,尤其是人文学科之间存在的联系。米克尔约翰反对把通识教育看作是为专业学习做好准备,支持对通识教育采取一种整合的方法,即依赖于传统观念和主题以提高学生问题解决的能力。而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拥有另一种关于如何最好整合通识教育的观点。他不但批评高等教育中的职业主义,而且也批评以牺牲本科生教育为代价所从事的研究活动。针对本科教育中存在的杂乱无章、良莠不齐的问题,赫钦斯将“伟大著作”课程作为本科生学习经验的核心。他认为关注共同的、一致的“伟大著作”可以发展学生的智力,不管他们是否继续从事专业学习。(11)20世纪30年代在通识教育中对同一性的要求,使得人们关注那些把不同课程结合在一起以形成一个整体的各种关系。大多数院校把它们的分配必修课程组织为人文学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和艺术四个领域,而这些努力也导致了在高等教育中采用更多严格组织的分配必修课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