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800(2015)12～012～11 对于“理念”的内涵，不同学科，不同学者有过很多不同的表述。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理念”是一个形而上的、富有理想色彩的概念与表述，指的是人们“对于某一事物或现象的理性认识、理想追求及其所形成的观念体系”[1](53)。作为一类特殊的组织，大学理念同样带有理想色彩，是“人们在对教育规律的认识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关于大学的性质、职能、使命、目的、大学与社会的关系等一系列大学基本问题的理性认识”[2](15)，主要回答“大学是什么”、“大学做什么”等基本问题。近代以来，众多思想家、教育家、学者甚至政治人物，都从自己的理解出发，提出了自己的大学理念。 关于大学理念，学界已经有了很多研究，但是从教育学视角出发来探讨大学理念的研究还不多。同时我们也看到，无论是现实中的哪种高等教育形式，其实都是时代和文化的产物，都是因时而异、因势而异的，直接从抽象的教育概念出发探讨大学理念无疑是比较困难的。因此，我们需要借助于韦伯率先提出并积极倡导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s)的方法论来展开研究。按照有的学者的说法，所谓“理想类型”，其实是指一种“概念上的纯净体”、是从“一定的角度出发对现实中某类成分的抽象化”，这类成分并不以纯粹的形态存在于现实之中，也不对应于某个具体的经验实体，它不是思辨的产物，而是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但同时又高于经验。[3](译者前言，3)借助于“理想类型”的方法论基础，本文尝试从教育观的视角出发，选择人类历史上三种对教育和大学发展有较大影响的教育观——精英主义教育观、国家主义教育观和民主主义教育观作为分析对象，将大学理念分为精英主义教育观视野下的大学理念、国家主义教育观视野下的大学理念和民主主义教育观视野下的大学理念。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对于教育观和大学理念的划分只是为了研究的方便，在历史与现实中这三类教育观和大学理念都是彼此融合在一起的。 一、精英主义教育观视野下的大学理念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通过教育培养精英几乎是一个“共识”，“在任何状况的社会里，其教育活动都具有充实社会生活和绵延文化生活的目的或功能。不过通常都会把社会与文化中，精粹或高深的部分托付给少数的精英分子，看做是高深知识的探讨，或看做是人类文化精华的传播与发扬”[4](27)。近代以前，教育只有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两个阶段，其中初等教育主要由家庭来完成，高等教育则主要面向少数统治阶级的子弟。因此，在古代社会，所谓的教育或学校教育“一直就具有高等教育的性质”[4](26)。接受教育是统治阶级的一种特权，学校教育带有明显的精英特性。譬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就提出，不同天赋的人需要接受不同的教育改造，只有相应的等级才能接受相应的教育。他还以羊毛染色为例，提出要想把羊毛染成紫色，就必须选择质地白的那一种羊毛来染，因为只有少数人可以靠着理智和信念的帮助，从而正确地控制欲望。[5](148～152)因此，他把培养哲学王作为学校教育的最高层次和最高目标，并为此设计了他理想中的学校教育系统。而在中国古代，培养“君子”、“士”等政治精英一直都是学校教育的目标。但是，由于社会对精英人才的需求较少，同时由于精英的诞生具有很强的偶然性，所以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开展精英教育的机构形态也各不相同，很多实施精英教育的高等教育机构(如中国的稷下学宫、古希腊的吕克昂、埃及的亚历山大大学等)在显赫一时之后就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了。 在中世纪，大学与罗马教会、帝国政府被称为中世纪欧洲社会良性运行的三大支柱，“正是这三者丝丝入扣的通力协作，才保障了基督教世界长久安定的生活空间”[6](1)。在当时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学还经常承担罗马教会和帝国政府二者矛盾“调解人”的身份，巴黎大学甚至在一定时期内还承担着“教会世界神学警察的身份和地位”，以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出现了“巴黎引领着神学前进的方向，而罗马却只能跟随其后亦步亦趋”[7](167)的现象。中世纪大学之所以有这样的地位，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其培养社会精英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在中世纪的基督教社会中，除了传统社会的官吏、医生以外，教士阶层是一个当然的精英阶层和特权阶层，而中世纪大学的三个专业学院——神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培养了大量的牧师、律师和医师。此外，中世纪大学的组织形式和职能等都与教会具有相似性，许多神学家、修道士都是某一所甚至某几所大学的建立者或建立之初的首批教师，大学师生的特权也都是参照当时教士阶层的特权标准来赋予的。所以，在中世纪大学诞生之后的几百年里，虽然并无大学理想、大学理念之说，但当时的人们把大学看作是开展精英教育机构的共识是毋庸置疑的，中世纪大学也拥有众多后世所不具备的自治权。 近代以来，大学一直承担着培养一个国家政治精英、思想精英、科技精英甚至经济精英的重任。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巴黎政治学院、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哥廷根大学、柏林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东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大学之于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和中国而言，就是一个本国精英的“集中产地”。在特殊时期，这些大学还担负起对一个国家政治、社会、思想发展的引领作用。随着大学研究职能的扩展，知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大学在培养社会各界精英中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 从以上对大学史的简要回顾中可以看到，大学一直承担着培养精英的重任，只是由于各个时代、各个国家对于精英的看法不同，才导致了对于大学认识的不同。但是，“大学基业长青的历史告诉我们：精英教育是大学得以存在的永恒价值，对于精英的培养是大学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卓越的大学必须坚持精英主义的理想”[8](65)。正是因为培养更多更“好”精英的追求，才产生了对于“好”大学的向往和追求，从而使得大学理念历久弥新。从精英主义教育观的视野来看，历史上的大学理念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一是将理想的大学视为探索真理的场所。虽然好奇心属于人的天性，求知也是每个人的必需，但是探索真理无疑属于少数精英教育的职责。秉持这种大学理念的人们认为，真理就是大学存在的合法性来源，大学就应该发现真理，从而引领社会，因此主张理想的大学应该发现真理、传播真理、守卫真理。譬如，德国哲学家、思想家雅斯贝尔斯就认为：“大学是一个由学者与学生组成的、致力于寻求真理之事业的共同体。”针对作为大学经典理念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雅斯贝尔斯认为大学的自治权是来自于“一个具有超国家、普世性特点的不朽理念：学术自由。这是大学所要求的，也是它被赋予的”[9](19)。因此，学术自由是一项不容剥夺的特权，它使得在大学中“传授真理成为一种义不容辞的职责，它使得大学可以横眉冷对大学内外一切试图剥夺这项自由的人”[9](19)。同时，雅斯贝尔斯还认为大学是一类特殊的学校，具有四项重要任务：(1)研究、教学和专业知识课程；(2)教育与培养；(3)生命的精神交往；(4)学术。这四项任务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共同构成了大学的理想。他饱含深情地说：“大学是研究和传授科学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是个体之间富有生命力的交往，是学术勃发的世界。每一项任务借助与其他任务而变得更有意义和更加清晰。每项任务都是大学理想的生命整体的一部分。”[10](149～150)美国学者弗莱克斯纳在他的《现代大学论》中明确提出“大学本质上是一个做学问的场所，致力于保存知识，增进系统化的知识”[11](201)，现代大学“在最高层次上全心全意并毫无保留地致力于增进知识、研究问题(不管它们来自何方)和训练学生”[11](18)。在弗莱克斯纳的论述中，大学追求的知识其实并不是指普通知识，而是指高深知识、系统知识和理论知识。虽然在现代社会，随着科学方法的进步，知识日益丰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学术职业逐渐发展起来，但是大学的理想目标还是应该使“自己限于从事具有内在的智力或精神价值的活动”[12](187)。因此，弗莱克斯纳认为大学内部的核心机构应该是文理研究生院、纯粹的专业学院和某些研究所。此种大学理念使得大学具有了一种内在的超越性和精英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