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905(2015)05～0001～07 当代大学面临的外部和内部挑战越来越多，历史上主要依靠传统惯性运行的大学，在今天这样的时代需要不断调适自身以应对变化的时代需要，“变革”“适应”成为当代大学更加关注的词汇，院校研究(即“机构研究”institutional research，[IR])就是在这样的需要中形成和发展的。院校研究以本机构自身为研究对象，通过系统收集信息，对机构自身面临的挑战与机遇、自身运行的特点与规律、自身运行中问题的解决等进行系统分析研究，提出应对或解决的对策建议，以此推动机构更好适应时代的变化，保持持续的竞争力。院校研究是专门研究者、管理者、教师等共同参与实施的，在现实的运行中，不同角色的价值冲突和矛盾难以避免，这往往会直接影响院校研究实施。 一、院校研究的定位、价值追求与困境溯源 最早的院校研究可以追溯到二战后的高等教育大发展时期，一般认为1965年美国全国性的院校研究协会(AIR)成立，标志着院校研究作为一个专业领域在美国正式确立[2]。战后高等教育的快速扩张带来自身组织的膨胀，管理的复杂性迅速增加，60年代的学潮对传统基于学术权威和个人经验的大学管理提出挑战，科学技术发展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不断突显，大学成为发展科学技术最为重要的力量，于是政府公共财政的投入迅速增加，社会期望越来越高，公众更加关注大学花费了巨额公共财政后为社会带来什么。 大学管理复杂性的提升、运行压力的不断增大、社会提出的绩效要求，使得传统上不愿意接受别人意见的大学开始寻求多方面的理解和证明，寻找更为有效的管理思想与方法，院校研究就是适应这样的要求提出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院校研究将高等教育研究拓展到一所大学校务的管理中，体现高等教育学回归高等教育管理实践、大学开始借助高等教育研究成果推动自身发展。可以说，美国院校研究是高等教育规模拓展和强化办学质量评估的产物。它是一种形式多样化的大学自我研究，目的是促使高等教育运行和决策制定更具成效[3]。 20世纪90年代初，院校研究由美国被介绍到我国，最开始译为“机构研究”，表明它是对高等教育机构的研究，之后更多地被译为“院校研究”，表明是对高等院校进行的研究，并逐渐为国内同行所接受[4]。2000年3月，华中科技大学院校发展研究中心的建立被视为内地院校研究正式兴起的标志[5]。 十几年的研究积累，已经对院校研究形成了较为清晰的认识：院校研究的目的是提高高校管理和决策的科学化水平，促进高校管理工作改进；院校研究是自我研究、咨询研究、管理研究、应用研究；院校研究的特征是系统收集数据、科学分析数据，为改进学校管理提供决策支持；院校研究的职能分为基本职能和高级职能，基本职能是搜集本校及其相关环境数据，将数据转换为有用的信息，作为决策参考或者对外发布。高级职能是进行专题研究，包括对学校运行中各种矛盾与问题的分析、教学活动及其他项目的评估、学校各种发展规划的前期论证等。院校研究的基本方法是基于院校数据库的定量研究，同时也需要运用质性研究方法、政策分析方法、管理咨询方法、案例研究等研究方法[6]。 在对院校研究进行了系统的理论阐述形成多方面共识之后，研究者开始将研究目光转向如何开展院校研究上，目前正在走向“规范发展”的过程，研究重点转向加强院校信息系统的建设、深化院校研究的专题研究、探索院校研究理论、培训院校研究人员等[7]。 从总体看，直到目前关于院校研究的本质、定位仍然处于争论中，但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院校研究从研究的目的看是为大学实际决策服务的，是以大学发展中面临的现实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问题，虽然也会运用一些规范的研究方法，但院校研究是与管理实践联系在一起的，研究过程与管理改进过程高度联系，院校研究的研究成果最终体现在大学的改进上，从研究人员看应当是以实际管理者为主、专业学术者适当参与共同进行的研究。 从这样的定位看，院校研究存在的价值基础是大学自身改革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需要，是大学对自身组织进行的研究，其主导是大学组织，其研究主体是大学的管理人员和专业学术人员的配合，其选题更是自身发展的需要，其基本方法是系统收集信息并做出尽可能专业的判断。这样的研究是以大学组织自身的价值为基本价值取向，以变革需要为主要驱动，尽管仍然有些争议，但多数人认为院校研究属于大学管理工作范畴，但它与通常的管理工作相比增加了研究的成分，运用了更多学术研究的方法和理论工具，从某种意义上看更似“管理科学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国21世纪初形成了一个院校研究的热潮，更多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者关注并积极投入到院校研究中，努力在院校研究中实现高等教育研究的价值，走出高等教育研究“只开花不结果”的窘境。但十多年的实践证明，理论研究者参与的院校研究并没有发挥更大作用，也没有更受欢迎，相反处于尴尬中的情况比较多，究其根源还是院校研究本身与高等教育学学术研究的价值冲突造成的，如果不能很好定位并协调学者、管理者和教育者这样三方面角色的矛盾与冲突，就无法解决院校研究的根本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