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稿：2015年11月 [中图分类号]D80 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6)01-0005-21 一 引言 当代中国处于世界历史中具有转折意义的一个时期。同中国的国家治理思想引起世界的兴趣一样，中国的外交理论和实践也成为国际学术界关切的重要议题。一个大国的外交理论一般是在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经验积累中形成的，它体现的是这个国家对自身以及自身与世界关系的理解程度和深度。大国的外交理论毫无疑问首先反映了按照自己立场、价值对外部世界的理解，这种理解进一步在其与外部世界关系的经验中不断调整，并上升为原则来指导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那么中国大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核心概念和逻辑是什么？外部世界根据什么样的概念和逻辑来判断中国外交的政策和行为？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怎样才能在国际上更为清晰地阐述自己的理论和政策、其对国际秩序的想法和理解是什么？也许更重要的是，中国可能为沉闷的外交和国际关系思想界带来什么新的理论资源和启发？凡此种种，都为中外外交学人的研究和思考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秦亚青在《关系与过程》①一书中为国际关系理论界提供了“关系”这一核心概念，赵汀阳的《天下体系》②一书提出以另一种方式独立思考世界秩序的可能性和出路。当然，世界上各种社会主义思想流派从来就没有缺席19世纪以来任何一次关于国际秩序的讨论和实践。本文在当今重新书写国际关系理论的学术自觉潮流中，再接再厉，进一步引入“共生”③这个核心概念，探讨中国大国外交理论的文化和制度基础及其对国际秩序的意义。 我们在抽象任何一种理论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陷入自我局限的思维窘境中，也就是树立一个假想的对立面，在概括自己与对立面的不同中突出自己的特色。笔者把这种思维方式称为理论建构中防御性的“找不同”思维，其优点是有助于在群体中确立事物的类别和独特属性，但缺点在于产生反向的封闭效果，在持续不断的“找不同”中，理论往往缺乏舒展的气质和向外延伸的勇气。“找不同”思维是必要的，然而仅有此又是不够的。这就需要另外一种思维，也即“找共通”的思维，其要求在看似不同的事物之间寻找彼此的共通性和联系性，将理论的解释边界扩大开来。一种理论要具有更强的解释性和吸纳能力，就应该在能够解释自身的同时，也能通过对他者的解释乃至在被他者接受过程中产生扩散效应。因此，本文在阐述共生逻辑与中国外交理论的时候，并不完全认为“共生”这个概念只是中国政治和外交的“土特产”。共生不同程度地分布于人类文明的各个社会部分之中，正在成为不同人文社会科学门类(如经济学中的共享经济、城市规划中的可持续理念、环境学中强调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社会学中的共同体研究、政治学中的和解研究等)探索的共同主题，而差异只在于同义异名，表述这一现象的词语会有不同而已。理论从特殊到普遍的惊人一跳，往往在于构成这个理论的关键概念，完成了从描述某一特定现象的专有名词，扩大到解释更广泛现象的普通名词。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我们说某一理论是“中国特色”的时候，这还只是思维的第一步，这种特色要具有世界意义，必须要迈出第二步，应该能够在解释外部世界或者在被外部世界的接受过程中，完成从专有名词到普通名词的升格，变得具有更广范围的解释意义。 二 共生思维与中国大国外交 人生而平等和自由，但无往而不在关系之中。对于国际体系中的国家来说，它也生活在包括正式外交关系以及各种社会联系构成的关系网络中。理想的共生关系是事物之间处于相互依存而又不相害、共同成长而又不相悖，但是组成世界的各个部分可能接近一种和谐共生状态，也可能因为矛盾的存在而彼此冲突。共生并不回避和否认矛盾的存在，而是寻求在矛盾的解决中逐步接近“并行而不同路、交会而各代理”的状态。本部分首先探讨中国大国外交中的共生文化内涵。 (一)因果与关系 探寻社会现象的规律和因果机制是一种流行的认识途径，现今主导的社会科学知识几乎都以因果逻辑来解释事物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得条件变化、变量控制、因果机制成为许多理论的基本逻辑构件。理论的力量通过对已经发生现象背后因果机制的揭示而具有竞争力，人们的行动根据被揭示的因果机制做出相应的调整。我们姑且将这类知识称为因果知识。因果机制假设万物的状态和变化是因为因果关系而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思维中，世界的各个部分不是并列的，而是从属的。循着这种思路思考世界秩序，会容易从等级关系上考虑秩序的构造。然而，如果不从万物因果从属思维，而是从万物并列而又相互关联的思维认识世界，世界的各个部分可能是平等的和相互代理的，不应该通过相互干涉来改变彼此的状态，世界秩序的图样在关系思维看来就不是差序和分层，而应该是等序和并列，万物之存在，依赖的是一个共生的整体系统。这里并不是探讨因果思维和关联思维孰优孰劣的问题。在论述中国古代史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时，考古学家张光直认为西方式文明的突破在于用力于人与自然关系上，而中国文明的突破则着力于人与人关系的变化。④他据此认为两者很早的时候在认识论上就产生了分流。中外很多学者都对中西思维方式进行了比较研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比较中西这两种思维的时候，指出中国思想中的关键词是“秩序”：“符号间之关联和对应，都是一个大图样中的一部分。万物之活动皆以一特殊的方式进行，它们不必是因为前此的行为如何，或由于他物之影响；而是由于其在循环不已之宇宙中的地位，被赋予某内在的特质，使它们的行为，身不由己。”⑤李约瑟进一步指出：“我以为适当的结论应该是：中国人之关联式思考或联想式思考的概念结构，与欧洲因果式或法则式的思想方式，在本质上根本就不同。”⑥显然，人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因果思维和关系思维分属于中西两个社会，更不能轻率地断定哪一种思维更先进还是更落后，但是它们确实可以部分概括两个社会中的思维特征。因果思维和关系思维的世界观意义在于，前者倾向于把世界中的各个部分视为从属的关系，而后者更多地把世界视为由各种关系构成的；秩序在前者很容易被视为一种人为设计的人工物，而在后者看来，秩序更应该是一个各个部分并列而又关联、并行而又相互代理所组合成的一个共生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