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人民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后欢喜的话》(以下简称《欢喜的话》)是废名写于1949年春的一篇长文,标明“献给中国共产党”。据废名后人说,废名曾托董必武转交中共中央,但结果不详。其手稿在2009年出版的《废名集》中首次面世。①长期以来,废名以周作人的弟子和“隐士风”的“京派”小说家为世人所知,对左翼文学与政治素来持拒斥的态度,在此时写出这样一篇文章,其因由和意味均很耐人寻味。 1949年初北平解放前后,知识界、文教界中颇有一些学者和知识分子开始读毛著。这其中应该有中共透过学生党员等展开的争取知识分子的活动背景,但北平知识界也有对新政权主动了解的心态。据浦江清日记记载,1949年1月7日,清华大学土木系一学生给他送去包括《新民主主义论》在内的共方刊物多种,他当日“细心披读一过”②。更著名者如辅仁大学校长陈垣,于同年2月接触到东北书店发行的《毛泽东选集》,认真研读了《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文,次月致信其三子陈约之:“余近日思想剧变,颇觉从前枉用心力。……直至新局面来临,得阅各种书报,始恍然觉悟前者之被蒙蔽。”后来他与弟子多人共同讨论写成《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请范文澜修改后发表在5月11日的《人民日报》:“我读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认清了现在中国革命的性质,认清了现在的时代。”此信发表后在海内外曾引起极大震动。③ 废名的这篇长文也是在同样背景下写出,文中提到他的学生和女儿此时也都在读《新民主主义论》。④他在文中也开门见山地表达了对《新民主主义论》的接受:“我读了《新民主主义论》,识见上得了好大的进益,心情上得了好大的欢欣”,但与陈垣的心悦诚服不同,他的这篇文章在表示“欢喜”的同时,也表现出更为复杂的态度和认识立场,并且如他开篇所言,“情不自禁,同时也义不容辞,要来贡献出我的刍荛之见”⑤,带着论辩和“劝谏”的明显意图。 《欢喜的话》共分九节,每节均有标题。在第一节“自述开卷有得”中可以看出,废名接受《新民主主义论》的心理基础大致有三:一、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二、对美国的帝国主义霸权的不满;三、对胡适所代表的西化派知识分子的不满。⑥然而也是从这一节开始,已经显示出废名并没有着意于表达他对《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解和体认,相反却多处谈到孔子、二帝三王等“中国的圣人”。从第二节“民族精神,科学方法”以下,更是将主要的笔墨放在对中国的“民族精神”的阐发上,其中大量征引孔孟、宋儒和佛教唯识宗的论述,看上去似乎离题,但又时时牵连着共产党和毛泽东:“我所谓道德的意义,是反抗黑暗的意义,反抗自然的意义,用毛主席的话说便是革命,革命便是为人群谋幸福。”⑦“治国平天下的学问是为人民服务”,⑧总体给人一种以儒解共/毛的奇特感觉。他一方面声称:“要像我这样的唯心论者才能欢喜《新民主主义论》了”⑨,一方面也表现出他的论辩态度:“我真真佩服马列是人类的智者,而且是现代世界的救星。但我还是说人类的爱,即孟子的性善。……因为这一个善字决与大众的幸福不相冲突,对于勇敢的革命家的目的不是障碍,而我贡献了真理。”⑩这些地方,使之成为一个具有相当复杂性的文本。 除开《古代的人民文艺——诗经讲稿》这样的授课讲义,《欢喜的话》是目前可见到的废名在1949年这一年所写的唯一一篇文字。废名在新中国建立之后,与同时代曾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作家相比,对于新的政权及其主导观念与规范,撇开时代语境中可能存在的表态成分,也仍持有更积极的认同态度。(11)《欢喜的话》中所表达的思想,尽管与废名此前的思想认识有更紧密的关联,但从标题到某些内容,也都为我们理解废名在建国后思想的转变提供了某些信息。换言之,这篇文章显示出一种转折点的意味,它在思想内容上的复杂性,有可能使废名构成“转折时代”又一个有价值的文学/思想个案,也可能丰富我们对这一转折时代的认识维度。 而解读这一文本,必然要把它和废名在20世纪40年代的经历、思想与著述联系起来。在废名写出这篇长文之前的几年(1945-1948),正是他创作的又一高峰期。其中,写作并发表于1947-1948年间的《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以下简称《坐飞机以后》),以几乎实写的方式叙述了废名抗战以后避居于家乡黄梅几年中的经历及思想,通过它以及废名抗战结束后其他一些著述,也许可以梳理出他这一时期的思想脉络。接受“五四”思想而成长起来的小说家废名何以成为儒家思想的信徒?为何在其儒家思想的表述中又加入了佛教唯识宗的观念,二者在何种层面上得以结合?在《欢喜的话》中,废名通过融通儒释所阐述的“民族精神”,其论辩的具体针对性又在何处? 1948年,废名在回顾自己的思想经历时曾自言:“民国二十四年,我懂得孟子的性善,从此跳出了现代唯物思想的樊笼。”(12)从他的回顾中可以看出,他对儒家思想的接受,有其30年代初思想苦闷的背景。在隐居北平西山立志写福楼拜式小说的过程中,早年受旧式教育而记得的论孟言语开始从自身经验层面得到理解,感激于孔子“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之语,表明废名对自身隐逸道路的否定,同时与周作人的交往也让他得到儒家伦常实践的亲证。(13)这是他转向儒家思想的开端。 而抗战期间的经历,使他对儒家思想有了更深入的体认。正如《坐飞机以后》中所言:“莫须有先生懂得孔子,完全是在故乡避难时期自己的修养。”(14)黄梅的十年,废名被深深锲入乡土社会的生活伦理中,进一步体认到儒家观念在其中的生动表现和实在价值,而逐渐脱去身上现代个人主义知识分子的人我关系的观念和惯习。(15)由于对儒家观念的亲近和认同,废名在黄梅的生活,特别是教学及人际交往中,也表现出自觉的伦理实践的意图。同时,在战争环境下,对国家、民族前途的思考,也成为他思想中的重要关切点,(16)且由此构成他思想最终收拢的关节点。在抗战前已接受的“性善”观念的基础上,他在这一时期从下层民众身上观察到儒家仁恕、孝悌观念的表现而发展出他的“民族精神”论,以及在与熊十力论辩中形成的“破进化论”的《阿赖耶识论》,最终融合为一个整体。这也正是他在写《坐飞机以后》时能够开章明义,以之作为“有心写给中国人读的”、“谈国家大事”的一部书的原因。(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