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6)01-0061-06 在周作人早年日记中，存在着两种差异明显的叙述笔调：其一是记录准备科举考试的具体进程，其二则是对于乡居生活细节的生动呈现。对于科举考试，周作人出于内外压力不得不勉力投入；而对于乡居生活的具体方面——包括乡间风景、民间饮馔、文房清玩、莳花种草等等，周作人则表现出真正的热情与喜爱。然而，无论是科举考试还是乡居生活经验，对周作人今后的人生道路与文学选择均至关重要。科举考试经历使其身份与心态发生转变，而兴趣爱好则对周作人日后的文学之路具有“源头”意义。例如，周作人对于乡间风景的发现与描摹，对其后来的文学观念与散文文体具有涵育之功；日记中的“饮馔杂记”与背后的饮馔关注，与其日后散文中的“杂记”“杂文”体例相勾连，则可以清理出一股周作人散文文体与学术思想的悠长潜流。延续这一思路，笔者将目光转向周作人对文房清玩的爱好，试图解析这一个人爱好对周作人文学道路的具体价值。 有意味的是，相较于乡间风景与民间饮馔的意义探讨，文房清玩的价值似乎更易察觉：几乎无需进行更多理论推衍，我们便能清楚看到周作人的文房清玩之好具有一种明显的“苦趣”特征。而这一早年趣味模式也与日后苦雨斋主人的“苦趣”很大程度上具有相似性。“趣”之略带苦涩，原因在于文房清玩在周作人的早年生活中具有一种“双重性”：它们既与科举考试相关，同时又为少年周作人真正喜爱，可以视作联结少年周作人“内”“外”两面生活的关键点。更重要的是，文房清玩之好中的“苦趣”特征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周作人早年生活的一种视角。“苦趣”密布在少年周作人生活的各个层面与诸般细节中，是把握周作人生活经验与行为逻辑的清晰线索。 实际上，后来知堂文章中的“苦趣”特征极为明显，不仅有关“苦味”“苦话”“苦功”的自述层出不穷，学界也将其视作“最能反映其内在的品质与情韵”的一种趣味①，其“苦中作乐”的二元色调已成为一种文学史叙述②。然而在探究“苦趣”来源时，人们往往从周作人的历史观、所受佛教思想、日本文化的影响等角度论析这一审美风格形成的缘由。日记中的“苦趣”虽属早期形态，但对于深入辨析这一问题具有追本溯源的价值。或许正是这种萌芽状态的趣味模式与后来诸种思想资源相遇合，才能顺势生长为一种极具特点的文艺思想与审美风格。本文拟从文房清玩这一联结周作人科举经验与个人爱好的具体物品入手，辨析其间的“苦趣”心理，并以此为观照点，透视散落在周作人早年生活中的“苦趣”，探讨这一萌芽形态的心态对其日后文学道路的意义。 二、文房清玩：寂寥书斋的情味 周作人在他引起很大反响的“五十自寿诗”中有句“老去无端玩古董”，使外界对周作人的“骨董家”身份议论纷纷。随后他发表《骨董小记》，针对外界的好奇，将苦雨斋中收藏二十四件“玩意儿”罗列出来。令人有点失望的是，绝大多数藏品不过是些竹木制玩具(黑猫、龙舟、香炉)、土木制偶人、面人、陶制舟、贝壳舟等，只有四件古明器与一枚方铜镜才算得上真古董。用周作人自己的话来说，大多数玩物都是些“常有多有的货色”，离古玩所谓“古”“稀”“贵”③等标准还差得远。如此看来，老友刘半农指出知堂此说“有些瞎吹”并不为过④——若论起“玩古董”，周作人实在不够格。 然而，周作人自己的看法却有所不同。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便提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玩古董”的态度，认为所谓“真是玩骨董的人”应当是“爱那骨董本身，那不值钱，没有用，极平凡的东西”；十多年后，周作人面对古董仍然采取了超功利、重趣味的“赏鉴”态度⑤，不重古董的“古”与“稀”而特别看重“兴味”⑥。因此，当周作人谈起苦雨斋中那些材质普通的小玩意儿与几件真正的古董时，均一视同仁并津津乐道。 这种玩古董的态度，早在周作人的少年时代便已初见端倪。他曾以一种近乎琐屑的笔触在日记中记述生活中遇见的各类小玩意儿，诸如镇纸、活石、玉镯、木梳之类，均引发周作人的细密观察与浓郁兴味。日记的叙述不仅表现出一个十几岁少年的好奇与童心，并且表现出一种有距离的观照而非占有的态度，其心态已相当接近周作人后来所概括的超功利的“赏鉴”。这些物品的种类虽然驳杂，但无论是真古董还是普通的自然物或寻常物品，周作人对它们的欢喜赞赏都是一致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早年日记中留存的对于购买文房清玩的记载，如石章、花笺、信壳、竹简、橄榄核船、洋铁匣(存贮沉香的容器)等等，更展露出周作人后来所概括的“赏鉴家的态度”⑦。有趣的是，这些文房清玩的购置与鉴赏，几乎都与周作人的科举考试活动息息相关。周作人从己未年(1895)正月开始至三味书屋跟随寿洙邻先生读书，由此开始了为科举考试的准备。戊戌年冬天周作人第一次参加县试，至辛丑年秋天启程前往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求学，十岁到十七岁的周作人在科举之路上勉力前行了近六年。此时段的周作人虽然年龄尚小，接受的却是传统文人教育，这不可避免地在他身上留下了古典文人的显著痕迹，从这个角度看，周作人对于文房清玩的爱好或许并不奇特。然而，当这些与考试关系不大的文房清玩均与科举考试密切相连时，隐藏在背后的心态与缘由便值得探究了。由周作人在科举考试期间购置、鉴赏文房清玩的情况，可以看到周作人“苦趣”心态变迁的三个层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