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至一生所写散文不少，但其“文名”却长期不彰。事实上，到20世纪80年代，冯至的新诗、小说、学术与翻译成就，都得到了一致肯定，唯一尚未得到学界公认的，乃是他的散文成就。迨至1990年，季羡林发表《诗人兼学者的冯至先生》一文，尤为推崇冯至的散文成就。他认为在近现代散文史上，“冯先生卓然成家，同他比肩的散文作家没有几个”，并强调冯至“是继承了中国优秀散文传统的”，所以“冯先生的散文实际上就是抒情诗，是同他的抒情诗一脉相通的”①。季羡林如此论断，当时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时，我的博士论文也涉及冯至的散文，心里很喜欢，但限于论题，散文只是作为资料而未能展开论述。 不过坦率地说，我虽然很赞同季羡林对冯至散文艺术价值的评价，但他其余的判断，比如冯至主要继承中国古代散文的传统，其散文是诗意盎然的抒情诗等，却与我的阅读体会不相合。而自季羡林的文章之后，学界对冯至散文的研究明显加强了，但或别有旨趣而意不在文，或局限于具体篇章的赏析，迄今未见对冯至散文的整体性探究。冯至散文的特点、成就及其对中国散文的贡献究竟何在，仍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本文就对这一问题略述笔者的一些体会。我的讨论将集中于冯至20世纪30、40年代的散文，那是他的散文写作的黄金时期，主要作品有《山水》集和“鼎室随笔”系列散文。 一、反山水诗文传统的《山水》集 冯至也写过“抒情诗”般的散文，就在他开始发表诗作的1923年，类似的散文随之问世，此后亦与诗俱进、新作不断。到了1930年前后，冯至已发表此类散文三十余篇，数量不少。而所有这些早年散文都体现出与他早年诗作同样的特点——浪漫中略带唯美的抒情诗格调。冯至早年抒情诗般的散文，一方面借鉴了西方浪漫抒情的诗文传统，深受世纪末唯美主义、颓废派等现代主义文学的感染，另一方面则继承了自魏晋到明清的名士抒情诗文的传统，并且自觉不自觉地受到郁达夫借景抒情的情调散文、徐志摩的诗意抒情散文以及周作人的小品文之影响。换言之，年轻的冯至也走了一条借山水风物、田园故居等发抒幽情别绪的抒情散文之路，所不同的只是其散文中多了一点所谓“早岁感慨恕中晚”②(指中晚唐以来抒情寄怀的婉约诗词——引者按)的幽婉风致。不过，由于散文便于自由抒情，所以冯至的这些散文往往失去了其“幽婉的”③抒情诗里的恳切、节制和含蓄，给人以肤浅、感伤过甚之感，所以也便“不幸”地湮没在抒情散文的大潮中不为人知。而真正值得反省的，正是曾经盛行的现代抒情散文之得与失。 对“五四”以来的抒情散文的成就，新文学的先驱者早就肯定有加。如胡适在1923年2月发表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即以确信不疑的口气断言：“这几年来，散文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含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④1933年8月，鲁迅在回顾初期新文学的成就时，也不胜欣慰地说：“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但因为常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Essay)，所以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写法也有漂亮和缜密的，这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⑤这些著名论断后来成为主导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权威判断。于是，所谓新散文之成功更在新小说、新诗、新戏剧之上，便成了无可置疑的文学史定论。就我所知，似乎唯一提出异议的是李健吾。1936年2月，李健吾在一篇诗评中顺便质疑新散文的现代性之不足：“通常以为新文学运动，诗的成效不如散文，但是就‘现代’一名词而观，散文恐怕要落后多了。”⑥ 现在看来，无论是胡适、鲁迅，还是李健吾，都说对了现代抒情散文之一面。可以理解，胡适和鲁迅为了肯定新文学，自然会更看重新散文成功的一面。在各种新文体中，散文的确以个性鲜明的抒情叙事、漂亮有味的语言率先获得文学上的成功，表明白话新文学也可以做到旧文学自以为特长者，所以胡适和鲁迅都乐于肯定它。而作为新锐批评家的李健吾则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即新散文其实是中外对接、新旧妥协的产物。“五四”以后，来自西方的以浪漫主义、个性主义为基础的个性化抒情随笔，和源于中国名士才子之性灵主义、抒情主义的小品文，融会而成现代中国的抒情散文。它往往在外来的新面目之下表现着中国固有的名士趣味和才子情趣。这些趣味和情趣要在新诗里表达得恰切是较为困难的，但当把它们位移到格式自由、更便于自我表现的新散文中，立刻就显得像模像样、颇有味道和美感了。而李健吾则洞见到它的“失”，认为那不过是熟门旧路之翻修，其现代性远比不上真正从头做起的新诗。 这个迅速崛起的散文新潮，显然更偏重抒情一路。用梁遇春的话来说，便是“国人因为厌恶策论文章，做小品文时常是偏于情调”⑦，其抒情模式其实袭用自传统名士最偏爱的“借景抒情、托物言志”之套路。这是一条早被证明富有诗意抒情效果和中国文章格调的路，所以喜欢抒情的新散文家们纷纷走上这条路。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条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的路日渐显现出其狭窄和肤浅：它的一目了然的寄托、“卒章显其志”的造作、沾沾自喜的情调、夸张过甚的感伤、拿腔拿调的修辞，都说明这条轻车熟路其实是一条似深实浅的林间小径，并非可致深广的文章大道，可许多新散文家却被它牢牢地束缚住了。当然，我无意全盘否定现代抒情散文的艺术成就，此处只说说它尚未被人言说的局限和弊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