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8、9月间，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第一次使用“小散文诗”(Potits poèmes en prose)的名称进行创作，1869年这些作品以《巴黎的忧郁》(Le Spleen de Paris)为题结集出版[1]。从十九世纪诞生至今，散文诗作为一种产生时间不长的文体，不仅在创作上分歧明显，在理论研究中也仍存有不少模糊地带。许多创作与研究虽共享“散文诗”之名，但底层的词义有时早已发生迁移和替换，故而相比于分行诗，散文诗的合法性似乎更常遭受质疑。一些诗人和评论家试图通过重新梳理散文诗历史、划定经典文本的界限，证明当下创作的合理性，也有人强调散文诗最重要的仍然是“诗质”[2]，但对于“诗质”是什么、怎样以散文的语言呈现“诗”一类的问题，却又无法准确回答。从文体上说，散文与诗似乎天然存在某种矛盾，因此有台湾学者甚至认为，“如果要写真正仍然是诗的散文诗，恐怕非得像鲁迅和商禽那样使用象征或超现实这两种既能经济文字并深造内涵的意象语言不可，如果仍用浅白外露的叙述性语言，恐怕就像现在大陆泛滥的散文诗一样，会只见散文不见诗的”[3]。 在我看来，由于这一文体内部本身的复杂性，目前讨论散文诗仍不能脱离具体的文本、文学现象及历史环境，否则为解释当下创作而重新划定经典文本的做法会让这一文体的边界更加含混，而抽象的统一的“诗质”也会显得身份可疑。基于上述考虑，本文选取台湾散文诗发展中的重要诗人商禽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其诗作一窥商禽诗观中散文诗“诗质”的内核及其呈现方式，并借此探讨散文诗在商禽笔下发生之时的面貌与可能。 1、从“诗质”出发：商禽诗观背后的现代精神 在台湾散文诗的发展中，商禽的创作占有重要地位。林耀德称“《梦或者黎明》是台湾超现实主义登峰造极之作……商禽诗作首首扣人心弦，力道万钧，‘创造’与‘展示’兼具，思想与意象交织，下启苏绍连、渡也散文诗的创作，影响非凡。不读商禽就无法了解台湾当代文学的脉动。”[4] 商禽认为，所谓“散文诗”不过是用与韵文相对应的散文来写诗，本质仍是“诗的充盈”[5]。这并非否定散文诗的存在，相反的，它指向了这一文体得以成立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诗”的内核，那么散文诗就与散文无异了。换言之，散文诗本质上应该是诗的近邻，而散文只是一种手段。更为重要的是，商禽所谓的“诗的充盈”实际上还具有现代性，更接近现代诗。 因此，商禽的分行诗和散文诗也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相似。他曾说“从‘籍贯’一诗开始，我发觉如果要用传统的韵律、节奏来表现诗，那不是我之所长。我想把不同的段落当旋律，但我并不叫它散文诗；我只是不想去分行。”[6]故而在风格上，商禽不同时期诗风的转变在分行诗与散文诗中都有体现，商瑜容认为“商禽前期诗作的隐喻乃以新奇见长，近期诗作的隐喻则精于深刻”[7]。例如诗集《梦或者黎明》整体意象较为晦涩，语言较为紧实，而《用脚思想》则相对日常、平实；此外同一主题下的组诗，甚至一首诗内部也存在分行诗与散文诗交织的现象，如“封神与聊斋”系列之《池塘》(枯槁哪吒)(散文诗)与《水田》(申公豹之歌)(分行)，以及《飞行眼泪》和《门或者天空》。更为重要的是，除了形式上的交叉，商禽也将现代诗的精神及表现手法移植到散文诗中，这一点我将在后文详细论述。 关于商禽对现代诗看法，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94年商禽为《创世纪》第100期撰文，题为《水边——废名和开元的诗集》。但在分析这位中国新诗早期的重要诗人时，商禽却偏离了主流的标准，而在其中投射了他个人的审美理想。首先，他将《水边》中收录的废名作品分为三部分，“早期清新之作”、“现代诗的经典力作”及“不食人间烟火的诗情”。显然，商禽最为看重的是第二辑的作品。他认为： 《飞尘》、《理发店》、《街上》、《街头》、《寄之琳》等五首……篇篇都是力作。最重要的在于其中《理发店》、《街上》、《街头》三篇，全都是“现代诗”的经典之作。都是以现代技法表现现代人类的情境之作。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对《街上》一诗的看法，“《街上》……是标准的‘意识之流’的诗作……原诗本是分行的，若依废名的诗观，则分不分行都无所谓，因为废名一直强调：新诗是以散文的工具来表现诗的内容，所以我便将《街上》抄成下面的样子”[8]，即采取不分行的形式排印。 事实上，商禽这种“以现代技法表现现代人类的情境”的思路，与鲁迅和波德莱尔等人的影响也不无关系。据老友张默回忆，商禽“15岁那年，在成都被当地军阀部队拉夫，关在一个旧仓库里达十余日，竟然使他驯服，原来那里堆满了各种新文学书籍，包括鲁迅的《野草》，冰心的《繁星》等等，使他如获至宝。”[9]随军来台后，商禽于1956年2月以“罗马”为笔名加入“现代派”，而彼时纪弦提出的“六大信条”第一条就是“我们是有所扬弃并发扬光大地包容了自波德莱尔以降一切新兴诗派之精神与要素的现代派之一群”[10]。痖弦也曾说，在“所有接触过的文学作品中，商禽对法国文学最感兴趣，对梁宗岱译的梵乐希、卞之琳、盛澄华译的纪德、戴望舒译的波特莱尔及现代法国诗印象特别深刻。”[11] 从波德莱尔及鲁迅的创作来看，作为一个产生于现代的文体，散文诗从一开始就有着表达现代性体验的冲动。正如张洁宇所说： 散文诗是一种与现代主义文学精神密切相关的文体……它应该是充满张力的、矛盾的、紧张的、曲折隐晦的、抽象的，是一种与现代社会和现代生活所给予人的种种这些相关的感受和体验所深深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效果即是以自身的形式映照出自身的精神，即如波德莱尔所说的，以破碎惊厥的现代形式去直接写出破碎惊厥的现代生活……它必须是一种具有鲜明的自身特征的文体，这个文体本身的形式特征即是它的精神的体现[12]。 表现内容本身的复杂性带来表现方式的变化，具体到商禽研究，评论家常将这种现代精神的影响概括为“超现实主义”。但正如陈芳明所说“由于散文诗一词的滥用，使得他的诗人身份变得非常可疑。也由于超现实主义一词的恶用，使他的诗艺与诗观常常引来误解”[13]。实际上商禽自己解释的“超现实”并非与现实无关，而是“更现实”或者“超级现实”的意思。在他看来，超现实“就是把人类内心的基本欲望，在压抑与奉献的交错之中，用形象表现出来”[14]。这种不同于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的表现方式，看似非现实，实则更接近深层的现实。具体到诗歌创作上，他将这种冲动概括为“把一些无法具体表现的给予具象化，给予实感。”[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