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诗作为独立的文体，其创立的标志是1842年在法国出版的贝尔特朗的《夜的伽斯帕尔》。虽然贝尔特朗对散文诗有开创之功，若没有波德莱尔于1869年出版的《巴黎的忧郁》，散文诗不会在其后兴盛一时，并形成一个传统，演变于世界文坛。诚然，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散文诗诞生于波德莱尔之手：1855年6月他在个人诗文集《丹枫白露》上发表了两篇散文诗《黄昏》和《孤独》；1857年8月又增补了《计划》《时针》《遨游》《头发》，以《夜之诗》为总题发表在当时的报刊上；1861年11月1日，在《幻想派评论》上发表9章散文诗时，波德莱尔首次用“散文诗”作为总题名，时隔一年他又把发表的12篇散文诗的总题名改为《小散文诗》；后来，在《费加罗报》上发表的6篇散文诗统用一个总题名《巴黎的忧郁》。从创作并发表散文诗的过程看，最初波德莱尔并没意识到这类作品在文体上与诗歌有何种不同，所以才会有《夜之诗》这一命名的出现。不过，当他的作品冠以“散文诗”这一文体性的术语时，意义却并不那么简单了，之后同类的作品仍沿用了“散文诗”的题名，这标明他已经确立散文诗创作的自觉姿态。《夜的伽斯帕尔》《巴黎的忧郁》与兰波1886年出版的《灵光集》，被公认为19世纪散文诗建立时期的三部奠基作，它们代表着现代、前卫、先锋和反叛颠覆精神。在三部作品的影响下，散文诗开始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印度的泰戈尔、黎巴嫩的纪伯伦、俄国的屠格涅夫、英国的王尔德等，都成为享誉世界的散文诗作家。而法国本土也涌现出洛特莱阿芒、魏尔仑、马拉美、洛厄尔、阿拉贡、法朗士、阿波利奈尔、艾吕雅、布勒东、纪德、尼采、克洛岱尔、圣琼·佩斯、勒内·夏尔等优秀的散文诗作者。 比照法国散文诗文体地位确立的清晰脉络，对中国散文诗起源的各种指认却始终各陈其词。最大干扰来自学术界一直存在的一种观点，即认为类散文诗的文体古已有之，相关学者纷纷从中国文学的传统内部追根溯源。王国维在《屈原文学之精神》中曾提到“庄列书中之某分，即谓之散文诗，无不可也”。郭沫若在致李石岑的信(《时事新报·学灯》1921年1月15日)中指出：在古代，“我国虽无‘散文诗’之成文，然如屈原的《卜居》、《渔父》诸文以及庄子《南化经》中多少文字吾人可以肇锡以‘散文诗’之嘉名者在在皆是”。1922年，滕固在《论散文诗》(《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27期，1922年2月1日)一文中进一步阐明：“我国散文，往往与论文并为一论，选文家一直相沿的，小品文看得很轻。有许多小品文可称散文诗的；子书中的短喻外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写山水处，真可一唱三叹。”又说：“陆龟蒙的《笠泽丛书》乙编中，有一篇紫溪翁，也是很好的散文诗……还有《东坡志林》中，也有许多散文诗。”1971年，朱英诞在文章《孤立主义——我对于诗的态度》中开宗明义：“我年轻时写过一些‘散文诗’，这是我最喜爱的一种形式，可惜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得到发展。欧洲的，美国的，旧俄的，以及中国自己古代(明末小品)都有这种文体。”① 事实上，从中国古代文学中爬梳各种类散文诗文体存在的佐证，不仅无益于散文诗文体建设，还容易忽视散文诗文体的独立性以及中国散文诗的诞生深受外国散文诗影响的事实。中国最早的散文诗译介作品出现在1915年7月《中华小说界》第2卷第7期上，刘半农采用文言文翻译了屠格涅夫的四章散文诗，题为《杜瑾讷夫之名著》。在白话文运动还没充分展开的背景下，刘半农用文言文翻译这些散文诗，并将其列入了小说栏，也没有说明这四首为散文诗，相反，他在译文前的附言中指出四篇散文诗的特点是：“措辞立言，均惨痛哀切，使人情不自胜。余所读小说，殆以此为观止，是恶可不译以饷我国之小说家。”可见，这四首散文诗还不足以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汉译散文诗。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5号，刘半农翻译了印度歌者拉坦·德维的《我行雪中》，同时翻译了美国《VANITY FAIR》月刊记者的导言，文中称《我行雪中》是“结撰精密之散文诗一章”，这是散文诗文体概念和作品第一次合体出现在中国。随后，刘半农发表了散文诗(晓)(《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2号)，虽然略晚于沈尹默的《月夜》(《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1号)，但从文本特质角度审视，《晓》更为胜任中国第一篇成熟的现代散文诗。 自1917年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中使用“散文诗”这个概念以来，与波德莱尔最初在自觉与非自觉之间徘徊的散文诗创作现象雷同，中国许多作者在创作之初往往未明确要写散文诗，只是写作过程中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体裁而权且采用了“散文诗”这个名称。新文学发轫之初，“散文诗”和“自由诗”这两个概念也常常纠缠不清，绝大多数的作者只是后来渐渐地走上散文诗创作的自觉道路。比如，1919年鲁迅创作了七章散文诗《自言自语》，这组散文诗连载于1919年8月至9月间的《国民公报》“新文艺”栏，作者署名“神飞”，它们初步显露出鲁迅散文诗创作的文体自觉。不过，直到1932年他写《自选集·自序》时才明确了散文诗的文体概念：“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自言自语》这组散文诗可以看作《野草》(创作于1924-1926年间)的前身，如其中的《我的兄弟》被改写成《野草》中的《风筝》，《火的冰》也可看作是《死火》的草稿等。毋庸置疑，《野草》是中国散文诗的源头之一，它受益于波德莱尔和屠格涅夫等人的影响，以新鲜的语言形式、独特的想象方式、深邃的精神世界和强烈的现代意识，为汉语散文诗写作确立了文本典范。尽管散文诗长期处于中国现代文坛边缘的位置，但自《野草》始，人们对散文诗这一文类的艺术探索从未停止。郭沫若、徐志摩、徐玉诺、何其芳、丽尼、陈敬容、彭燕郊、牛汉、郭风、柯蓝、耿林莽、李耕、许淇、邹岳汉、王尔碑、王幅明等不同时代的作者，以及当下大力推进散文诗建设的作者们，他们为散文诗的发展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