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赵树理、地方色彩与思维方式 赵树理在20世纪40年代最让读者感到新奇的地方，当属他那极为独特的语言。这一时期很多评论家都对此赞叹不已。郭沫若就认为赵树理的创作“最成功的是语言。不仅每一个人物的口白适如其分，便是全体的叙述文都是平明简洁的口头话，脱尽了五四以来欧化体的新文言臭味”①。而周扬的看法也与此类似，他在《论赵树理的创作》一文中高度赞扬了赵树理的语言成就： 他在他的作品中那么熟练地丰富地运用群众的语言，显示了他的口语化的卓越的能力；不但在人物对话上，而且在一般叙述的描写上，都是口语化的……他的表现方法上，特别是语言形式上吸取了中国旧小说的许多长处。但是他所创作出来的绝不是旧形式，而是真正的新形式，民族形式。他的语言是群众的活的语言。② 从这些颇具代表性的言论来看，人们对赵树理语言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两个地方：一是赵树理能够运用劳动人民的语言进行创作，一扫五四新文学欧化色彩浓重的弊病；二是在赵树理的小说中，叙述语言和人物对话均为生动简洁的口语，因而与五四新文学有着显著不同。评论家在理论层面上对新文学所应使用的文学语言的构想，终于随着赵树理的出现转化为文学史事实。正像一位评论者所言：“《李有才板话》的成功，不是在于写作的技巧，而是赵树理没有方巾气的写作态度，加上一向未曾被人注意的写作材料，透过真正的人民语言以完成的创作总和，就是使中国文学革命发展二十余年的结果，已显出了理论和实践吻合的端绪。”③至此，语言问题无疑是理解赵树理作品在40年代的特殊意义的关键。 有趣的是，随着时代氛围、知识谱系以及问题意识的变化，人们重新阅读赵树理时往往会注意一些新的东西。其中较为突出的，就是赵树理作品中浓郁的地方色彩。事实上，赵树理一生都主要活动在他的家乡山西，而晋东南地区的人事风物，也构成其作品最主要的书写对象。至少从生活环境和写作对象来看，赵树理是一个典型的地方性作家。以至于今天只要提及赵树理的作品，人们就总会联想起晋东南地区的乡土风光。 40年代对赵树理作品的讨论，却没有人注意到其语言的地方色彩，赵树理也不被看作是地方性的乡土作家。彼时批评家关注的重点，是赵树理语言所蕴涵的大众化特征。例如邵荃麟和葛琴就曾赞叹赵树理的语言“是非常朴素简明的，没有浮泛的堆砌，没有那种繁琐、纤细的笔调”，并强调“为了使文艺更容易被大众接受……必须反对那种扭扭捏捏的文腔，提倡这种朴素的美”④。 那么是否可以将评论家“无视”赵树理创作中的地方色彩，理解为他们在品评作品时过于强调政治标准，因而无暇顾及作品的地域特征？如果联系这一时期评论家对其他解放区作家的论述，那么对赵树理作品地方色彩的“忽视”就并非如此简单。以周立波为例，他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刚一发表，就有评论家指出“因为作者真实地表现了农村，所以作品的地方色彩也很丰富”⑤。在面对《暴风骤雨》时，他们一下子就把握到作品的地方色彩。那么为什么在讨论赵树理的小说时，地域特征却被轻易地忽略了呢？为什么在今天看来极为清晰的文学事实，在当年的评论家那里却视若无物呢？ 上述文学史现象表明，对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来说，地方色彩绝不仅仅是某种文学风格。左翼批评家在用一种不同于今人的思维方式来理解文学的地方色彩。正是这一思维方式的存在，使得《暴风骤雨》这类作品的地方色彩可以为评论家感知，而赵树理小说的地域特征则无法被人们体认。当这一思维方式不再起作用时，赵树理作品的地方色彩才被看作是其最重要的创作特色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探讨本文处理的问题——地方色彩与解放区文学，首先必须仔细探讨这一独特的思维方式。由此才能理解地方色彩在这一时期解放区文学中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发挥着怎样的功能。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可以注意到这种思维方式的存在，但它本身却是“隐形”的，无法被直接论述。只有在人们运用这一思维方式进行的批评活动中，才能够对它进行讨论。就像显微镜下的有机细胞切片，它那无色透明的特性使得研究者虽然能够感知它的存在，但却无法对其进行观察和描述，只有使用特殊的试剂将之染色后才能记录它的形态。而赵树理作品或许可以充当显影这一思维方式的最佳“试剂”。这是因为：一方面，正是在探讨赵树理语言的地方色彩在不同历史时期由隐变显的过程中，才能发现制约着40年代批评家感知地方色彩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由于赵树理的语言本身存在着某些特质，才使那种思维方式呈现出独特的面貌。在这个意义上，对赵树理的小说语言进行分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该思维方式的运行方式，以及文学的地方色彩在特定历史时期所具有的意义。 二 方言土语的显与隐 40年代的评论家对赵树理作品最感惊异的地方之一，是他能够运用农民口语进行写作，从而一改新文学长期为人诟病的欧化腔调。对于这一文学现象，评论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以周扬为代表，认为赵树理文学语言的成功是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结果，“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⑥。另一种则以陈思和为代表。在《民间的沉浮》中，他认为赵树理作品的语言风格得益于作家“来自民间社会的家庭背景和浸淫过民间文化的熏陶”⑦。也就是说，前者将赵树理文学语言的特点，归结为作家在思想感情、生活作风等方面向农民学习的结果；而后者则认为赵树理本身就是农民，其作品的文学语言是天然形成的。
